- 相關推薦
白居易詩歌語言風格
在日常學習、工作抑或是生活中，大家都收藏過自己喜歡的詩歌吧，詩歌具有語言高度凝練、篇幅短小精悍的特點。那么你有真正了解過詩歌嗎？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白居易詩歌語言風格，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他不但是個多產(chǎn)的作家，還提出了一套詩歌理論。安史之亂后的唐朝國勢衰微，各種社會矛盾凸顯并加劇，白居易總結(jié)了陳子昂、杜甫等人關于詩歌的進步理論，結(jié)合時代的需要，把詩歌與現(xiàn)實的關系及社會作用闡述得很明確。他認為詩歌創(chuàng)作不能離開現(xiàn)實，必須取材于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事件，積極反映社會生活和政治狀況，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明確詩歌創(chuàng)作的目的應是“補察時政”與“泄導人情”，語言力求淺顯易懂。白居易富有戰(zhàn)斗性的詩歌理論具有重要意義，歷來都為學界所關注，文學界對白居易的詩歌理論和創(chuàng)作褒貶不一，評價忽左忽右。
早在與白居易同時期的作品中，劉禹錫就在《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中這樣評價：“郢人斤斫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世人方內(nèi)欲相尋，行盡四維無處覓。”肯定了白詩語言的自然流暢，不過分雕飾。吳融在《貫休禪月集序》中評論道：“厥后白樂天諷諫五十篇，亦一時之奇逸極言。昔張為作詩圖五層，以白氏為廣德大化教主，不錯矣。”對白居易“頌美諷刺之道”表示贊揚，從思想旨向和表現(xiàn)形式上對其進行了肯定。
晚唐杜牧與以上兩者持有截然不同的觀點，他在《唐故平廬軍節(jié)度便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中說：“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于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指責白居易在創(chuàng)作上流于柔艷，易引人邪思。同樣，司空圖在《與王駕評詩書》中也言：“抑又其次，元白力勁而氣羼，乃都市豪估耳�！闭J為白詩平淺，缺乏力道，沒有氣勢。
由此可以看出，中晚唐詩論家們圍繞白詩的創(chuàng)作旨向、審美特征進行評論，對其在思想旨向上比較肯定，但在語言淺近上持否定態(tài)度。
宋代蘇軾在《祭柳子玉文》中說：“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嘹然一吟，眾作卑陋�！笔状斡谩八住弊指爬ǔ霭自姷谋憩F(xiàn)特征，可見他對白詩俗淺特點的不贊成。同樣，陳輔的《陳輔之詩話》記：“楚老云：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語言，已被樂天道盡�！比哉J為白詩“俗”。魏泰《臨漢隱居詩話》說：“白居易亦善作長韻敘事，但格制不高，局于淺切，又不能更風操，雖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讀而易厭也�！闭J為白詩太過淺近，易讓人厭倦。許剴《彥周詩話》言：“元白、張籍、王建樂府，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為工，然其詞淺近，其氣卑弱。”認為白詩淺近，氣格不高。這些都是在指責白詩太過淺近。
進入明代，李東陽在《麓堂詩話》中說：“質(zhì)而不俚，是詩家難事……至白樂天令老嫗解之，遂失之淺俗”；王世貞《藝苑厄言》認為：“張為稱白樂天‘廣大教化主’。用語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長，極有冗易可厭者，少年與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彼プ“拙右自纭⑼砟暝姷娜笔в枰凿秩�，認為前者逞強使能，后者程式化傾向嚴重。
清人葉燮在《原詩》中說：“夫白之易厭，更甚于李。然有作意處，寄托深遠�！敝赋霭自婋m然有容易令人生厭的毛病，但是創(chuàng)作旨向上合乎風人之旨，值得肯定。
從上面的評論看來，從宋到清，評論者仍主要是圍繞白詩的淺俗進行指責。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胡適于1921年在《白話文學史》中明確指出白居易的文學主張是“為人生”、是“寫實主義”的。他充分肯定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理論，認為白居易有意于作文學革新的人，給予其很高評價。
建國以后，學術界對白居易的評價再度掀起熱潮，且有不同的聲音出現(xiàn)。這一階段白居易一度被高標為“人民詩人”，因為他倡導詩歌要反映社會現(xiàn)實和民生疾苦，這正適合了那個年代人們苦大仇深的心理需要，“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創(chuàng)作旨向給了人們心靈慰藉。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白居易詩論的研究中有一種影響力很大的思潮，即認為白居易沒有意識到詩歌的社會功能是多樣的，他的現(xiàn)實主義詩論局限性過重。各種貶斥的聲音源源不斷的傳來，這也許是因為文革剛剛結(jié)束，這個荒謬時代給民眾造成的肉體、心靈上的創(chuàng)傷極重，民眾心中有太多積怨，對“詩歌應積極反映政治”這條本屬于文學社會功能之一的原理極為反感，對白居易的評價一再壓低。這種看法其實忽視了白居易詩論中對其他詩歌（雜律詩、閑適詩、感傷詩）的有關論述，這對白居易的評價很不公正。
就在反對白居易最為激烈的時候，王拾遺先生在《白居易》里指出白居易并沒有把為政治服務看作詩歌的唯一功能，這從他的“閑適詩”中可以看出。可見，王拾遺已經(jīng)注意到白居易詩論中重視愉悅?cè)诵摹⒔o人帶來美好感受的情感功能的一面，這樣的評論才是比較穩(wěn)妥的。
綜上，以上歷代學者對白居易的詩歌理論、創(chuàng)作情況、詩歌特點進行了不同的評價，總覽這些評價，我們發(fā)現(xiàn)，受到不同社會思潮和創(chuàng)作風氣的影響，人們總是避免不了用狹隘地眼光看待白居易的詩歌理論和作品，所以對他的評價時高時低，忽左忽右。尤其是文學要為政治服務這種過于實用、過于功利化的觀點，正是歷代文人對白居易評價飄忽不定的原因。當某個時代需要文學積極為政治服務的時候，白居易就普遍被人們抬高，反之就壓低。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文學與政治從根本上說是無法隔斷聯(lián)系的，統(tǒng)治階級需要文學為其政權服務，而文學的發(fā)展動向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上層統(tǒng)治階級政策的牽制和影響。所以說，任何時刻，文學的功利化在一定程度上必將存在，況且評論者所處的時代不同、觀點角度不同、個人的興趣不同，所以會出現(xiàn)不同的評價，更為重要的是，白居易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本身也呈現(xiàn)出復雜的狀態(tài)。
白居易強調(diào)詩歌要為“時”、為“事”而作，這里所說的“事”，是指政教的得失、國家的興衰、民生的疾苦，具體到創(chuàng)作方法上就是“補察時政，泄導人情”�！靶箤饲椤笔窃娙说膭�(chuàng)作導向，“補察時政”是執(zhí)政者的觀詩施政。本著這一原則，白居易寫下了大量的諷喻詩，《秦中吟》和《新樂府》等就是在這一時期創(chuàng)作的優(yōu)秀之作�！肚刂幸鳌肥字校梢哉f全部是描寫上層統(tǒng)治者和達官顯貴的奢侈貪暴，以及下層人民的饑寒交迫和士人被排擠的�！缎聵犯吠ㄟ^“美刺詩”來諷刺當朝執(zhí)政者的庸碌無能。白居易提倡詩人應該努力創(chuàng)作出為“時”、“事”、封建政治發(fā)揮“美刺”作用的詩歌，“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guī)”（《寄唐生》）。他強調(diào)了詩歌要大力表現(xiàn)人民的疾苦，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參與熱情，這一點是很可貴的。
白居易提倡詩歌要為社會、政治服務，要反映現(xiàn)實，在語言上必然要通俗、淺近、自然，從而便于傳播。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的新樂府詩“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盡可能地開篇點題，讓人一目了然。這種安排使得中心突出、意旨明確，避免了一些題意上端緒繁雜的弊病。這種做法，在當時整個詩壇變革中起到了瓦解舊的詩歌語言范型與格套的作用。但是還應該充分看到，白居易的有些詩太過淺顯和直露，不給讀者多留一點點想象的余地。這樣讀者固然理解起來毫不費力，可是因為言已盡意，也就缺失了詩歌本應留給讀者的余蘊和回味。
白居易一生的主導思想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入仕時，可以說是“志在兼濟”時期，社會和個人見聞，使詩人感到有責任“為民請命”，他要求統(tǒng)治者“以天下之心為心”、“以百姓之欲為欲”，積極主張詩歌要反映現(xiàn)實和社會矛盾，他還要求統(tǒng)治者“立采詩之官，開諷諫之道”。從實用功利主義出發(fā)，強調(diào)詩歌為政治服務，這個時期他的詩閃耀著為民生、為天下的光芒，有著巨大的感染力。白居易曾說：“仆雖不肖，常師此語�！庇终f“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fā)明之則為詩。謂之諷喻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可見，這一思想支配了他的政治態(tài)度，也支配了他的創(chuàng)作方向。
被貶為江州司馬后，白居易的心靈受到極大的創(chuàng)傷，政治上的跌宕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落差，政治環(huán)境的黑暗和險惡，使詩人認識到“獨善其身”是何其明智和重要。他悔恨自己“三十氣太壯，胸中是非多”，于是“換盡舊心腸”，不再過問政治，“世間盡不關吾事”、“世事從今口不言”，此時“獨善”與“兼濟”發(fā)生了換位，他在精神自救的過程中，逐漸從關注社會政治轉(zhuǎn)向關注個體生命，“獨善”取代了“兼濟”，在白居易的精神歷程中，這是一個比較復雜的過渡階段。在后期不問政治、不問他事的思想支配下，白居易的詩歌不像早年那樣鋒芒畢露，大量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閑適詩”和“感傷詩”代替了前期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密相連、意激氣烈的“諷喻詩”。例如這一時期他創(chuàng)作的《大林寺桃花》、《問劉十九》、《錢塘湖春行》等。
白居易前期積極創(chuàng)作諷喻詩，后期轉(zhuǎn)向感傷詩、閑適詩、雜律詩，從其創(chuàng)作體裁的轉(zhuǎn)變上可以清楚地窺見其從“為國謀”到“為身謀”的轉(zhuǎn)向�？v觀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浮沉人生，大都有“兼濟天下”和“獨善其身”兩個方面，如李白和蘇軾，兼濟天下的時候，期冀大顯身手、報效國家，一旦仕途不順，就轉(zhuǎn)向“獨善其身”，不再或很少過問政治，以求自保。這種“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在某種意義上其實代表了中國古代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復雜心路歷程。
在當今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我們對白居易詩歌創(chuàng)作和詩歌理論的評價應中正、全面，筆者認為要一分為二地評價元白的詩歌理論：
一、白居易在提倡諷喻詩的時候提出詩歌要反映現(xiàn)實，為社會、政治服務，為“時”、“事”而作，詩歌要有“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功效，這些理論對強調(diào)詩歌的現(xiàn)實主義性起到了巨大作用，這一點上文已經(jīng)有過論述。在這里主要略談其缺陷和局限性。首先他過分地強調(diào)詩歌的創(chuàng)作必須要“合于時”、“俾補時闕”，完全從政治與教化的作用來看待詩歌的功能，使詩歌處于從屬性和工具性的地位，把為封建統(tǒng)治服務當作詩歌的唯一功能，而忽視了詩歌應多方面反映現(xiàn)實人生、抒寫個人感情，把詩歌嚴重功利化地當成了政治的傳聲筒，對內(nèi)容要求到“核實”的程度，這樣做的結(jié)果是直接導致詩歌變成真人真事的記錄，失去詩歌本身的特點，變成近似押韻的奏章，并且這些詩常常忽視虛構、夸張、幻想等藝術手法的運用，導致詩歌創(chuàng)作缺乏浪漫主義色彩。白居易主張的“為君、為臣、為民、為事、為物而作”，歸根結(jié)底是“為君”服務，將“為君而作”當作詩歌的主要目的，從而極度突出了詩歌的現(xiàn)實功利色彩，將詩歌導入了狹窄的路途。再如他對詩歌歷史的論斷也很狹隘，他認為屈原與漢代五言詩歸于怨思，止于傷別，“六義始缺”；評價李白和杜甫的詩歌雖有比興之作，但數(shù)量太少，李白是“十無一焉”，杜甫“亦不過三四十首”，結(jié)論是詩道崩壞，一代不如一代，這就未免太偏激了。
二、前人一般對白居易后期的詩歌認識不足，甚至存在偏見，認為白居易后期沒有將“人民性”和“兼濟天下”的立場堅持到底，最后轉(zhuǎn)向了“獨善其身”，認為這是白居易的遺憾。筆者認為應該對白居易后期的閑適詩、感傷詩等作品的創(chuàng)作給予全面的評價，應該充分看到他的成就，而不是一概的貶低。例如他被貶之后寫的《題潯陽樓》、《讀謝靈運詩》、《宿簡寂觀》、《詠意》等，以頗具審美的眼光和較為清新的筆調(diào)觀察自然，抒發(fā)感受，排遣憂愁，超然物外，表現(xiàn)出“逸韻諧奇趣”的特點。他的感傷詩《長恨歌》和《琵琶行》可謂絕筆，《長恨歌》運用想象虛構仙境，《琵琶行》運用比喻描寫琵琶樂聲都可謂絕妙之極。這兩篇作品在意境、聲情、色彩、內(nèi)容上都遠過前人，據(jù)說在作品完成之后就已經(jīng)得到許多人的賞識并廣泛傳誦，宣宗李忱曾寫詩稱賞：“童子解吟長恨曲，牧兒能唱琵琶篇”，可見，這兩篇長詩成就非同一般，連小孩子都耳熟能詳，進一步說明了白居易詩深受百姓喜愛。
令人欣慰的是，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學術界對白居易的評價漸漸趨于緩和，不同的聲音之間也不再劍拔弩張，人們已經(jīng)能夠拋開特定時期政治的影響來對其進行客觀的評價。隨著時代的進步和文學理論的發(fā)展，我們期待對白居易詩歌理論的評價趨于更全面、更科學。
【白居易詩歌語言風格】相關文章：
白居易詩歌10-17
（精選）白居易詩歌12-13
李白的詩歌風格05-20
杜甫的詩歌風格10-10
經(jīng)典白居易詩歌40句精選09-11
經(jīng)典白居易詩歌40句08-17
白居易詩歌（精選40句）08-12
白居易詩歌40句09-03
經(jīng)典白居易詩歌40句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