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社會主義社會剩余價值的分配

　　社會主義社會剩余價值的分配問題，是一個具有極大的理論和現(xiàn)實意義的問題，因為它直接涉及到在理論和實踐上如何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的問題。（注：在討論社會主義社會剩余價值的分配以前，似乎有必要首先討論一下社會主義社會剩余價值的存在性問題。然而，關于這個存在性問題，并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討論清楚的，有鑒于此，作者已另外撰成一文。因此，本文的一個預設前提是，社會主義社會同樣存在剩余價值。）中國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就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存發(fā)展的格局的形成，已使傳統(tǒng)的按勞分配理論受到?jīng)_擊，按要素分配成為一種無法擺脫的選擇。如何在理論上協(xié)調這兩種存在著矛盾或對立性的分配方式，使它們共同為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服務，就成了理論創(chuàng)新的迫切要求。本文的基本觀點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剩余價值的分配上，按要素分配有其合理性，但真正的按要素分配既不等于按資分配，也不等于按勞分配，而是資本（土地被視為資本的一種）和勞動共同參與的剩余價值分配。這種分配方式，既是有效率的，也意味著在第一次分配領域里引入了公平的因素。
　　　　　　一、資本主義社會剩余價值的分配：馬克思的看法
　　關于剩余價值的分配，在強調效率的經(jīng)濟學家們當中，流行著兩個口號：一是按要素分配，此即勞動得到工資，土地得到地租，資本得到利潤；二是分配的份額應當完全由市場決定，因而這是一個“實踐”問題，而不是一個理論問題。這兩個主張容易讓人聯(lián)想起已經(jīng)在一定程度上被發(fā)達國家拋棄了的西方早期資本主義社會剩余價值分配模式，因而它們在理論和實踐上的有效性是值得懷疑的。
　　關于早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剩余價值分配方式，馬克思做了最為深刻的揭示。為了理解我們的懷疑，先梳理一下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剩余價值分配的基本理論觀點，是很有必要的。不過，我們不打算詳細地敘述，馬克思是如何論述資本主義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及其如何在兩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約束下得以實現(xiàn)的過程，僅僅簡要地考察一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剩余價值分配的屬性及其大體分割方式的分析。
　　從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出發(fā)，馬克思解釋了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來源，這就是雇傭勞動者的剩余勞動。剩余價值是工人創(chuàng)造的，因此，公平的分配方式是由勞動者占有他們自己所創(chuàng)造的剩余價值。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卻憑借自己的所有權無償?shù)卣加辛诉@種剩余價值�！皠趧恿Φ氖Ｓ鄤趧�，是資本的無償勞動，因為它為資本家形成剩余價值，一個無須他花費任何等價物的價值�！保ㄗ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頁。）
　　剩余價值雖然由資本家無償占有，但它并不是資本所有者能夠單獨占有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剩余價值由資本實現(xiàn)并由資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一起瓜分，從而形成利潤和地租�！吧�產剩余價值即直接從工人身上榨取無酬勞動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資本家，是剩余價值的第一個占有者，但絕不是剩余價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還必須同在整個社會生產中執(zhí)行其他職能的資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價值。因此，剩余價值分為各個不同的部分。它的各部分歸不同類的人所有，并具有不同的、互相獨立的形式，如利潤、利息、商業(yè)利潤、地租等等�！保ㄗ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58頁。）這樣，所有這些形式的東西，實際上是共同對工人的剩余勞動進行無償占有的結果。
　　通過比較，馬克思特別指出了利潤、地租與工資的表面相同之處與本質的區(qū)別：“利潤和地租同工資的共同之處在于：三者都是收入的形式。盡管如此，它們有著本質的區(qū)別：利潤和地租體現(xiàn)著剩余價值，即無酬勞動，工資則體現(xiàn)著有酬勞動�！保ㄗ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9頁。）更確切地說，“工資以勞動為前提，利潤以資本為前提。因此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產條件的一定的社會性質和生產當事人之間的一定的社會關系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關系只是歷史規(guī)定的生產關系的表現(xiàn)�！保ㄗ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56頁。）
　　我們記得馬克思說過，資本家作為管理者的管理勞動盡管具有兩重性，也創(chuàng)造價值和剩余價值。不過，在討論剩余價值分配時，馬克思并沒有提到對這種勞動的分配。我們認為，其中的原因在于，相對于非所有者經(jīng)理人員的薪金收入而言，資本家因為管理而得到的收入本身，也體現(xiàn)著一種有酬勞動，故而不在剩余價值分配之列。
　　資本家追求剩余價值的目的，并不是簡單地為了占有和消費，而是為了資本的增殖。因此，他一般會把他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作為收入消費，另一部分作為資本或積累起來。“把剩余價值當作資本使用，或者說，把剩余價值再轉化為資本，叫做資本積累�！保ㄗ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5頁。）這種積累可以表現(xiàn)為外延擴張，即在舊廠之外添設新工廠；也可以表現(xiàn)為內含擴張，即擴充原有的生產規(guī)模。問題在于，“要使商品中包含的價值和剩余價值能夠在資本主義生產所決定的分配條件和消費關系下實現(xiàn)并再轉化為新的資本，就是說，要使這個過程能夠進行下去，不至于不斷地發(fā)生爆炸，商品就生產得太多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9頁。）但資本卻做不到這一點，因此，資本主義的經(jīng)濟危機就不可避免。
　　以上就是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主義剩余價值分配的基本內涵，這種分配的社會屬性和結局，是與早期資本主義本身的社會屬性和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的。迄今為止，資本主義當然沒有因為爆炸而死亡，但其中的秘密并非像西方一些學者所斷言的那樣，是馬克思的預言錯了。在某種意義上，早期資本主義確實像馬克思所預見的那樣已經(jīng)死亡，只不過其死亡的方式有所不同，即不是通過革命而為社會主義所取代，而是通過種種社會改良尤其是分配制度改革而轉變?yōu)楝F(xiàn)代發(fā)達資本主義。對于這一點，下面還將予以申述。
　　　　　　二、社會主義社會剩余價值的分配：傳統(tǒng)分配方式及其變革
　　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剩余價值分配的理論分析，為我們討論社會主義社會剩余價值分配問題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啟示。
　　首先，不難理解，無論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剩余價值的分配都將有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資本本身的增殖，換句話說，也就是所謂的效率，或所謂的效用最大化。但是，其次，資本主義分配的另一個本質趨向就是不平等和兩極分化，這一趨向的存在，將導致資本主義的滅亡。如果沒有任何外在的干預，比如，如果沒有政府的以公平為目標的再分配措施，而只有純粹的自由市場機制自由發(fā)揮作用，那么，社會的嚴重兩極分化就不可避免。（注：應該說，馬克思的邏輯本身并沒有問題。然而，這一邏輯的前提卻在20世紀以來發(fā)生了改變：資本主義國家從社會主義革命（因而其實也是從馬克思的理論）中獲得了啟示，汲取了教訓，放棄了完全自由放任的立場，以建立福利國家等形式，對資本主義進行再分配干預和社會改革，從而在保證資本繼續(xù)自我增殖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馬克思所預言的那種嚴重的兩極分化，從而避免了無產階級的政治革命。一些資產階級學者據(jù)此宣布，馬克思的預言失敗了。他們認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本身將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而使分配差距縮小

。比如，經(jīng)濟學家?guī)炱澞�茨就提出了所謂的倒U型假說，以此作為發(fā)達資本主義社會分配的演變規(guī)律。不過，  我們認為，庫茲涅茨關于市場機制本身具有分配平等化效應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參見陳光金：《中國鄉(xiāng)村現(xiàn)代化的回顧與前瞻》，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531頁。）馬克思本人曾經(jīng)根據(jù)這樣的邏輯預言，資本主義社會最終將基本上分化為兩個對立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并且，在資產階級的無情壓榨之下，無產階級將成為革命的階級，成為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掘墓人。與此相關并且同時決定資本主義命運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資本自身增殖所導致的商品生產過剩，實際上，這種過剩的產生，又是與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無產階級因為貧困化而缺乏現(xiàn)實購買力的問題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純粹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滅亡都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認為，替代這種極端不公平的社會的，將是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
　　根據(jù)上述理論邏輯，公平就成為傳統(tǒng)社會主義分配的基本目標，成為其區(qū)別于資本主義分配制度的重要方面，效率則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在傳統(tǒng)社會主義分配理論中，公有制經(jīng)濟下的分配是按勞分配，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階段體現(xiàn)公平的基本分配方式。當然，還要做出各種必要的社會扣除，并且這些扣除被認為是社會成員共同占有剩余價值的必要形式。
　　然而，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傳統(tǒng)按勞分配制度并沒有得到真正實行。在城市，在國家統(tǒng)一制定的工資級差的基礎上，分配基本上是平均主義的，多勞多得停留在紙面上。在農村，在做出各種扣除后，剩余部分被分成基本口糧和工分糧兩部分，基本口糧是平均分配的，工分糧則帶有按勞分配的性質，但是，由于農村勞動生產率水平低下，能夠用于按勞分配的剩余產品少得可憐，按勞分配本身所應當具有的激勵作用也非常微弱。上述城鄉(xiāng)分配情形的綜合結果，當然是整體上缺乏激勵和活力，導致整個經(jīng)濟的停滯甚至滑坡，進而引發(fā)了肇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大改革。改革的目標是盡可能地增強收入激勵。
　　迄今為止，農村經(jīng)濟體制改革可以說是最為成功的。農村改革實際上就是從收入分配入手，這就是所謂的家庭承包責任制，在這種責任制下，農民最初實現(xiàn)了“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本質上，除了必要的社會剩余外，農村的收入分配實際上具有一種新的特征，即農民不僅獲得了自己的勞動報酬性質的收入，還有權享有自己勞動的剩余產品。于是，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勞動生產率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剩余增加了，積累也增加了，從而為農村私營經(jīng)濟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初始條件。
　　城市的改革則相對滯后，工資體制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都沒有被很好地理順，同時卻形成了另一種格局：在做過各種必要的社會扣除（即上交國家利稅）后，企業(yè)不是考慮自身的積累，而是想方設法提高職工的收入和福利，甚至貸款發(fā)獎金搞福利，想方設法把企業(yè)的利潤分光吃盡，甚至對已經(jīng)形成的國有資產也不放過撈一把的機會。企業(yè)因此日益變成空殼。與此同時，提供高度復雜勞動的管理者階層的利益并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他們按規(guī)定可得到的收入，與他們實際付出的勞動不相稱。這一方面導致了管理者積極性的下降，另一方面則導致了所謂的“58”、“59”現(xiàn)象。1993年，國有資產流失高達5000億元，國有企業(yè)虧損面在70％以上。當年國有凈資產6691.75億元。  （注：《經(jīng)濟日報》，1994年11月15日。）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978年，農村的所有家當約值849億元，到1992年，  農村集體和農戶的實物資本和金融資本合計13000億元，是改革前的15倍。（注：《經(jīng)濟學消息報》，1994年2月3日。）城市公有制企業(yè)經(jīng)營日益滑坡，最后不得不走上破產倒閉、減員增效這種增加社會痛苦的改革道路，這其中盡管還有許多別的重要原因，但僵化的分配體制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上述種種變化，與私營經(jīng)濟的崛起一起，對傳統(tǒng)按勞分配制度提出了挑戰(zhàn)，實行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體制的呼聲日益高漲，從而提出了重新認識剩余價值理論的要求。這種呼聲具有兩方面的含義。首先，它要求肯定生產要素的剩余索取權，亦即要求肯定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有權占有剩余價值；其次，它要求理論上不把要素所有者憑借其所有權獲得剩余價值的行為視為剝削，或者至少不要把這樣的所有者視為以剝削為生的剝削者。
　　這樣，我們看到，在傳統(tǒng)社會主義社會分配模式中，由于公平被過度強調，效率的考慮實際上就受到過度壓制，結果是效率的喪失與低水平的公平共存以及這種分配模式本身的終結�？梢姡�如果說，只考慮資本增殖和效用最大化的早期資本主義社會剩余價值分配方式可能導致其自我滅亡的結果，那么，過于講求平等的傳統(tǒng)社會主義分配方式的結果卻是另一個悖論：按勞分配變成了一種形式，“大鍋飯”式的平均主義分配制度犧牲了效率，因而犧牲了經(jīng)濟的發(fā)展，從而也導致了自身的終結。由此可以得出一個一般的結論：任何分配制度，如果在剩余價值的分配上走極端，或者只講效率，或者只講平等，都將不可避免地陷入導致其自我終結的悖論。實際上，馬克思心目中的社會主義社會，是資本主義生產高度發(fā)展、人本身也高度發(fā)展的結果，因而本來是以經(jīng)濟的高度效率和人本身的道德完善為前提和基礎的，社會的公平也在這樣的基礎上得到無條件的實現(xiàn)。（注：在分析資本的歷史使命終結的條件時，馬克思就這樣說道：“資本的偉大的歷史方面就是創(chuàng)造這種剩余勞動，即從單純使用價值的觀點，從單純生財?shù)挠^點來看的多余勞動，而一旦到了那樣的時候，即一方面需要發(fā)展到這種程度，以致超過必要勞動的剩余勞動本身成了個人需要本身產生的普遍需要，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勞，由于世世代代所經(jīng)歷的資本的嚴格紀律，發(fā)展成為新的一代的普遍財產，最后，這種普遍的勤勞，由于資本的無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惟一能實現(xiàn)這種欲望的條件不斷驅使勞動生產力向前發(fā)展，而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個社會只需用較少的勞動實踐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財富，另一方面勞動的社會將科學地對待自己的不斷發(fā)展的再生產過程，對待自己的越來越豐富的再生產過程，從而人不再從事那種可以讓物來替人從事的勞動，——旦到了那樣的時候，資本的歷史使命就完成了�！币姟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7頁。）
　　　　　　三、社會主義社會剩余價值分配：現(xiàn)階段按要素分配的合理性與限度
　　在討論中國現(xiàn)階段的剩余價值分配之前，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把各種經(jīng)濟單位的稅后純利潤視為剩余價值，因而，所謂剩余價值的分配，就是指稅后純利潤的分配。這樣，我們所說的剩余價值分配，是與一般意義上的收入分配不同的概念。
　　按照西方主流經(jīng)濟學的見解，一般意義上的收入分配表現(xiàn)為資本獲得利息（利潤），土地獲得地租，勞動獲得工資。但是，在我們看來，這種理論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我們知道，工資是對雇傭工人付出的必要勞動的補償，就像資本和土地本身的耗費都以收回成本的形式得到補償一樣，因此，利息和地租的分配對象是剩余價值，而工資則屬于成本范疇，兩者有著本質的差別。只有在作為人力資本的勞動的耗費不僅能夠以工資的形式獲得補償，而且能夠像物質資本一樣獲得“利息”時，亦即在對人力資本的耗費也能夠做到“還本付

息”時，我們才能以同樣的邏輯討論上述一般意義上的收入分配，亦即剩余價值的分配，也才能區(qū)分所謂按勞分配、按資分配與按要素分配。把工資與利息、地租混為一談，即使不考慮勞動價值論意義上的剝削問題，也是很不公平的：按照這種理論，對物質資本的耗費需要還本付息，而對人力資本即勞動的耗費卻僅須“還本”。
　　總之，工資屬于成本范疇，工資額的大小，從理論上說，取決于勞動力的生產成本，通俗一點說，即取決于與一定的時代相稱的必要的生活條件水平，取決于勞動的質量和數(shù)量。因此，在討論剩余價值的分配時，無論我們說的是按勞分配、按資分配還是按要素分配，都與工資范疇無關。馬克思本人其實也是這樣看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9頁。）
　　在做出上述說明后，結合前面兩節(jié)的分析，不難看到，就中國現(xiàn)階段的實際而言，無論從公平的考慮出發(fā)，還是從效率的考慮出發(fā)，建立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體制，在理論上并非沒有根據(jù)。按照我們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的理解，可以說，作為一個非常長久的社會歷史階段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根本不具備消滅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的條件。既然如此，在分配方式上也就沒有條件完全實行與公有制相適應的按勞分配制度，承認按要素分配，這既是理論保持自身一致性的需要，也是這個歷史階段的必然要求。
　　假定雇傭工人每小時創(chuàng)造2元的價值，雇用他的資本付給他10  元錢的工資，那么，如果他一天僅工作5小時，獲得10元錢的工資，  便意味著他與資本做了一次等價交換，他沒有受到剝削；如果他每天實際工作8小時，但只拿到10元工資，那么他就創(chuàng)造了6元的剩余價值，并且如果這6  元剩余價值被資本所有者無償拿走，他就受到了剝削。這是剩余價值論的基本思路。但問題在于，如果沒有資本，工人就不能出賣其勞動力以獲得那10元工資�？梢哉f，工人在利用資本謀生。但在資本私人所有的情況下，它為什么要平白無故地、一點好處都沒有地“幫助”工人謀生呢？它難道就不應該指望工人給一點回報嗎？確實，在原始共產主義時代，沒有私有制，所以我的就是你的，你餓了可以拿我的產品如采集到的食物或狩獵到的獵物去充饑，反過來也一樣。但后來有了私有制，再這樣做就不行了，相反，使用產權屬于他人的資源是需要付費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認為，私有制的出現(xiàn)是人類社會的一大進步，因為私人產權的確定為資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了巨大激勵，從而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fā)展。當然，在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親友、熟人之間的幫助和借貸行為可能不需要即時結算回報，但也不是沒有回報，因為親友或熟人之間的這種幫助或借貸行為是互惠性的。我今天痛快地借東西給你，不需要你給任何好處，但明天我可能要向你借用其他的東西，我也希望你不會因此向我索要任何報償。因此，資本通過與勞動結合而獲得一些好處，仍然是有其合理性的，是促使資本能夠“樂意地”與勞動結合的激勵因素。
　　一般地說，在公有制社會，勞動者不僅要通過勞動獲得自己的生活資料，不僅要付出必要勞動，而且要為社會準備基金和社會積累基金的建立提供剩余勞動，亦即要提供所謂公共必要勞動，因為如果沒有這種公共必要勞動，社會就沒有資本進行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因而難以發(fā)展，其結果對勞動者自身的發(fā)展是不利的。但在私有制社會，如果資本不能獲得或占有工人提供的剩余勞動，同樣也不能有所積累，因而也不能進行擴大再生產，其結果將是整個社會不能有所積累，從而不能有所發(fā)展，這同樣也不利于工人階級的發(fā)展。因此，資本在與勞動結合的過程中，不僅可以要求勞動者提供部分剩余勞動或剩余價值作為他利用資本謀生的回報或價格（被稱為利息），而且還可以要求勞動者再提供一部分剩余勞動或剩余價值，作為自我積累或增殖及其所有者的消費基金的來源（這被稱為企業(yè)主收入）。（注：當然，資本按其本性不會停留在這些要求上，它往往會要求工人提供更多的剩余勞動，而不允許工人分享自己提供的任何剩余勞動。當勞動生產力等條件不發(fā)生變化（即沒有顯著提高）時，勞動者就不能獲得自己的積累，沒有機會自己當老板，甚至生活水平也難有提高，而只能維持其基本的生存，陷入絕對或相對貧困的狀態(tài)。這就是真正意義上的剝削。）我們不妨把這看做按要素分配的一個內容。
　　但是，必須注意到，在目前倡導按要素分配的各種論點中，存在著一種傾向，那就是有意無意地忽視甚至抹煞按勞分配的必要性。在這種傾向中，被認為有權參與剩余價值分配的要素，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資本，而且是物質資本。勞動者得到工資，據(jù)認為，這就是所謂的按勞分配，資本得到剩余價值，則是按要素分配，兩者各得其所，從而實現(xiàn)了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結合或統(tǒng)一。應該說，這種可能流行起來的觀點其實是非�；靵y的，也是不合乎整個時代的發(fā)展趨勢的，因而是有害的。
　　首先，它把勞動者工資與按勞分配混淆起來了。如上所述，對勞動者來說，工資不過是對他付出的勞動的補償，是他的勞動力的價值；對資本所有者來說，工資是他用來購買勞動力的預付資本，形成其資本的可變部分，在核算時，工資要被計入成本。因此，雖然工資是勞動者的收入，但勞動者得到工資，并不意味著那是他的按勞分配所得。就其本來意義而言，按勞分配是指，在公有制下，企業(yè)上交利稅后的純利潤在扣除必要的公積金、公益金等后的剩余，要按照工人的勞動貢獻分配給工人。因此，按勞分配本質上是按勞動貢獻分配，其分配的結果，并不僅僅是對勞動力耗費的補償。換句話說，按勞分配應當是指勞動者按自己的勞動貢獻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再換個角度來看，傳統(tǒng)的按勞分配本身也包含著按要素分配的成分，只不過這里的要素被單一地理解為勞動，而不包括其他要素。反過來，所謂的按要素分配，如果僅指按資分配，那也不是真正的按要素分配，雖然其中包含著按要素分配的成分，但這里的要素被單一地理解為資本了�？傊�，只有在把勞動和資本都看做可參與剩余價值分配的要素時，按要素分配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合理性，否則，它就不可避免地有著內在的限度。對此，文本第一節(jié)已做了說明。
　　其次，它不合乎現(xiàn)代社會分配制度變革的大趨勢，并且隱含著拒絕高智力勞動獲得更多報酬的理論前景，而這既不公平，恰恰又是最有害于效率的。從發(fā)達國家的情況看，剩余價值的分配早已開始突破馬克思時代的分配制度，發(fā)生了一種分配革命。（注：何傳啟：《分配革命——按貢獻分配》，經(jīng)濟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從20世紀開始，為了得到勞動者的合作，激勵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以取得更多的剩余價值，發(fā)達國家的公司和企業(yè)日益考慮讓勞動者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這種狀況，甚至已經(jīng)成為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的新特點、新趨勢與新動向。
　　從企業(yè)內部來看，發(fā)達國家勞動者參與剩余價值分配的最主要方式有這樣幾種：（1）企業(yè)利潤分享制（普通職工參與），到20世紀90  年代，美國和法國分別有5500萬人和1400萬人參與這種制度；（2  ）企業(yè)價值分享制，主要是股票期權制，起初主要授予公司高層管理人員，后來日益向普通職工擴散，比如，到1997年，美國1100家上市公司中有53％的公司向全部職工授予股票期權；（3）企業(yè)所有權分享制，  主要表現(xiàn)形式是企業(yè)職工

持股，到1990年，美國有1000萬名職工參加職工持股計劃，約有500家公司的股權全部由職工持有；（4）企業(yè)管理權分享制，又叫職工參與制，目前，實行職工參與制最普遍的德國1860萬名職工參與這種制度，占全部職工的85％；（5）專業(yè)人員貢獻報酬制。當然，勞動在參與剩余價值分配的過程中實際獲得的剩余價值份額尚非很大，普遍在15％以下。（注：何傳啟：《分配革命——按貢獻分配》，經(jīng)濟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
　　可見，現(xiàn)代意義上的按要素分配，是不會排除勞動參與的，這樣一種按要素分配方式，當然還是講求效率優(yōu)先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兼顧了公平。發(fā)達國家的經(jīng)驗，值得中國各種所有制企業(yè)借鑒。
　　　　　　四、社會主義社會剩余價值分配：國家的作用與需要
　　從理論和發(fā)達國家的實踐看，在社會主義社會，讓勞動者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具有多重意義。
　　首先，對公有制企業(yè)而言，勞動者參與企業(yè)剩余分配是搞活公有企業(yè)、建立自我積累機制的需要。在中國農村改革之初，農戶的積累就是這樣實現(xiàn)的。而在國有企業(yè)中，勞動者（包括管理者）由于對企業(yè)利潤沒有直接索取權，所以在生產時滿足于所謂“零效益”結果（即僅僅把自己的工資生產出來），而在消費上則表現(xiàn)出很高的熱情。這當然不利于公有制經(jīng)濟的發(fā)展。
　　其次，無論是對公有制企業(yè)，還是對非公有制企業(yè)，承認勞動者有權參與企業(yè)剩余價值分配，是堅持按勞分配的需要，也是按要素分配的完整內涵的體現(xiàn)。因而是在現(xiàn)階段實現(xiàn)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統(tǒng)一的需要。
　　第三，勞動者參與剩余價值分配，是資本社會化條件下建立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的需要。在知識經(jīng)濟時代，隨著人力資本在企業(yè)發(fā)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強，甚至超過了單純的物質資本的作用，人力資本尤其是高素質的人力資本日益要求享有與物質資本相等的剩余索取權。
　　第四，讓勞動者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也是使勞動者把自己的利益與企業(yè)的利益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從而提高他們的生產積極性的有效途徑。
　　總之，可以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剩余價值的分配如能體現(xiàn)本文所理解的按要素分配的完整內涵，那就無異于為在效率的基礎上實現(xiàn)公平創(chuàng)造了一種保障機制。（注：另一種保障機制是以社會公平為目標、以國家再分配為基礎的現(xiàn)代社會制度安排，如稅收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義務教育制度等。這種機制涵蓋整個社會，并且有利于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這種機制同樣具有保證和提高效率的意義，并且是使全社會受益：它有助于從整體上提高社會成員的素質和能力，同時還具有穩(wěn)定社會的功能，而社會穩(wěn)定是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一個基礎條件。相比之下，真正意義上的按要素分配的保障機制所涵蓋的主要是實際參與生產過程的兩大要素，即資本和勞動，但它同樣具有促進效率和保證公平的雙重作用。按要素分配意義上的保障機制發(fā)生在第一次分配領域，可以稱之為“一次保障機制”；以國家再分配為基礎的保障機制發(fā)生在第二次分配領域，可以稱之為“二次保障機制�！边@兩種機制的結合，正在成為發(fā)達社會的分配模式的特征。）通常，社會公平的實現(xiàn)據(jù)認為是國家再分配（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的功能，而第一次分配只能講求效率，并且拒絕公共權力干預。然而，理論分析和發(fā)達國家的實踐卻表明，真正意義上的按要素分配，作為第一次分配的形式，在保證效率的基礎上也可以體現(xiàn)公平，反過來說，正因為它體現(xiàn)了一定的公平性，所以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激發(fā)勞動積極性，從而產生更大效率。也因為如此，不僅發(fā)達國家的企業(yè)在日益推行上述剩余價值分配制度，而且政府也普遍支持企業(yè)這樣做。例如，法國政府于1967年規(guī)定百人以上的企業(yè)必須實行利潤分享制，英國政府于1978年制定利潤分享制法規(guī)，美國國會于1974年立法支持職工持股計劃，等等。
　　當然，在上述意義上的按要素分配過程中，各種要素所占有的份額，是不可能相等的。一方面，就勞動要素來講，不同質量的勞動能夠獲得的份額就是不同的，普通勞動的份額必定小于復雜勞動的份額，勞動越是復雜，其可能占有的剩余價值的份額就越大。這里所說的復雜勞動，既包括科技人員的科技創(chuàng)新勞動，也包括管理者的管理勞動。在非公有制下，資本所有者如果參與管理，或者就是最核心的管理者，同樣要獲得遠遠大于普通勞動者的份額。換句話說，在非公有制企業(yè)的剩余價值分配中，同時擔當企業(yè)管理者角色的企業(yè)主完全有理由憑借自己高度復雜的管理勞動獲得較大的份額。另一方面，非勞動的生產要素（包括資本、技術、知識、專利等）的所有者，在非公有制下，同樣要憑借自己的所有權獲得較大份額，這是非公有制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的客觀反映。而且，在純粹市場化的條件下，非勞動要素所有者與管理人員必將成為剩余價值分配中的強勢力量，而純粹的勞動力所有者，尤其是普通勞動者，則不可避免地會是弱勢力量，兩種力量的談判地位不可能平等。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首先要承認，剩余價值的分配與剩余價值的創(chuàng)造確實不是一回事。正如馬克思所說，價值（包括剩余價值在內）的創(chuàng)造所反映的主要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而價值尤其是剩余價值的分配所反映的，則主要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因此，剩余價值的分配實際上就成為一種純粹意義上的社會制度安排。這種分配的相對公平，不可能完全通過上述兩種力量在完全市場化的條件下所進行的博弈來實現(xiàn)，而必定需要社會制度安排來調節(jié)。換句話說，剩余價值分配的完全市場化，將不可避免地成為社會公平的陷阱。發(fā)達國家今天的分配格局的變化，實際上既反映了社會生產力的普遍發(fā)展，也反映了社會制度安排的創(chuàng)新或變革。19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國家的政府就采取各種措施，調節(jié)剩余價值的分配。一方面，如上所述，這些國家的政府往往會鼓勵企業(yè)內部的各種相對公平的剩余價值分配制度創(chuàng)新，甚至會以立法的形式固定這種微觀的創(chuàng)新，使之成為宏觀的剩余價值分配制度；另一方面，這些國家還會采取各種形式的由累進的所得稅、財產稅、遺產稅等支撐的社會福利制度，來縮小市場化的剩余價值分配所造成的差異。這就無異于使“一次保障機制”與“二次保障機制”共同發(fā)揮作用�！耙淮伪Ｕ蠙C制”由于從一個側面使勞動（尤其是科技勞動、管理勞動和知識勞動）獲得更多的收入，所以有助于催生和維持一個龐大的、具有社會穩(wěn)定作用的社會中間層�！岸�次保障機制”則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了各種保障，保證他們不會生活無著，保證他們的子女獲得更好的社會競爭能力，等等。
　　有鑒于此，在剩余價值的分配上，我們主張建立市場調節(jié)與制度調節(jié)相結合的機制，而反對完全把剩余價值的分配交給市場機制的主張。在我們看來，盡管承認還是不承認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權利，是一個承認還是不承認多種所有制共存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由此認定，“至于份額到底是多少，生產要素中，多少是資本的貢獻，多少是勞動的貢獻，理論上很難確定，要在市場中確定，這是一個實踐問題�！�…分配的份額不是一個理論研究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實踐的結果。只有在社會實踐中根據(jù)經(jīng)驗去安排，既要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又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理論研究”課題組：“勞動價值論專題研討會紀要”，2001年。）否則，我們必定會把剩余價值分配權完全交給分配中的強勢力量，亦即資本的所有者。在一個勞動后備軍過于龐大、工會力量軟弱、勞動者沒有談判地位的時代，“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與“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決不會是完全一致的過程。社會生產力可能會有所發(fā)展，甚至會有很大的發(fā)展，但是如果沒有國家在科學的理論指導下進行的分配調節(jié)，而是“在社會實踐中根據(jù)經(jīng)驗去安排”，重走早期資本主義的分配道路，其結果必然是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社會動蕩。中南美洲發(fā)展模式的結果就是這樣。中國現(xiàn)在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經(jīng)很大，基尼系數(shù)已經(jīng)達到0.445～0.500！
　　誠然，大多數(shù)論者也強調，“社會分配不公要靠政府的宏觀調節(jié)來矯正”，但是，如果沒有關于如何矯正的科學理論，政府又如何能進行有效的矯正？因此，對剩余價值的分配進行理論的探討，仍然是十分必要的。我們要在借鑒發(fā)達國家20世紀初以來逐步展開的分配革命經(jīng)驗的基礎上，深入研究適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之需要的剩余價值分配模式。從發(fā)達國家的經(jīng)驗來看，建立以效率為目的的市場調節(jié)與以公平為目的的制度調節(jié)相結合的剩余價值分配機制，亦即真正的按要素分配機制，既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社會主義社會要實現(xiàn)公平與效率的相輔相成，同樣需要把“一次保障機制”與“二次保障機制”緊密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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