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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建設在大眾消費文化中突圍
——訪劉士林教授 劉士林，1966年生于河北曲陽。文學博士，南京師范大學教授，中華美學學會理事。主要從事美學、中國詩學、當代文化研究。原創(chuàng)性理論成果有非主流美學、中國詩性文化與新道德主義。代表著作有《中國詩性文化》(1999，獲第十二屆中國圖書獎)，《闡釋與批判——當代文化消費中的異化與危機》(1999，獲第三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獎)，《先驗批判——20世紀中國學術批評導論》(2001)，《澄明美學——非主流之觀察》(2002)，《新道德主義》(2002)，《苦難美學——關于精神生命的本體論闡釋》(2004)等。主編有《文化中國·邊緣話題》、《江南話語》、《詩性智慧叢書》、《中國人文敘事》等叢書。 大眾消費文化是在全面敗壞我們的文化胃口 問：對當代大眾文化，當代學者持有不同的態(tài)度，您似乎持的是悲觀態(tài)度，不知這個判斷是否正確？當代文化市場的問題的確很多，這一點也是人們一直在關注與批評的，您如何看待當代文化生產(chǎn)與消費的現(xiàn)狀，您認為導致這種現(xiàn)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答：我的意思是，要把中國物質(zhì)生產(chǎn)方式的市場化與中國精神生產(chǎn)的市場化區(qū)別開。前者市場化有著充足理由，這是無須置疑的。而至于精神生產(chǎn)則應另當別論，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辦法證明經(jīng)濟活動的規(guī)律在精神生產(chǎn)領域中的合法性。而更多的例子則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在市場化過程中的扭曲、污染，以及它在當代精神世界中所帶來的各種災難性后果。對一個出身于中國文化背景的人文學者來說，如果對此麻木不仁，乃至于“與眾同樂”，那當然是十分困難的。這也是我批評當代文化比較多、而且很嚴厲的原因。比如我批評電視文化的“形象異化”、批評《新周刊》“城市魅力排行榜”是“話語陰謀”等。 在當代文化生產(chǎn)與消費中，革命的話語權無疑是西方大眾消費文化敘事。有人很喜歡宣揚大眾消費文化對各種壓抑人性的傳統(tǒng)力量的解構(gòu)作用，我不這樣看。我把大眾消費文化稱為“兩M”文化，即“麥當娜”與“麥當勞”，前者在突出性欲的同時剝奪了人類兩性之間的豐富關系，而后者則是用單一的“垃圾食品”取代了異常豐富的傳統(tǒng)飲食文化，它們分別從“食”與“色”兩方面破壞了人自身的再生產(chǎn)。如果說理論上的討論過于繁瑣，也可以把這個話題轉(zhuǎn)換為：廣大消費者的精神需要是否得到了真正的滿足？記得周作人當年寫過一篇《北京的茶食》，他說：“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終未曾吃到好點心�！北M管當代文化消費品在表面上豐富得過剩，但它決不等于說文化消費者已經(jīng)吃到了“好點心”，乃至真正滿足了他們的精神需要。我對當代文化消費品也有一個比喻，就是“大棚菜”與“飼料豬”。盡管很廉價、很豐富，“想吃就吃”，但它們與人們記憶中真正的藝術享受毫無共同之處，更不用說還有大量的“注水豬肉”與“垃圾豬”之類的東西。而至于原因，我想主要有二：一是受西方大眾消費文化生產(chǎn)模式的影響，它的根本問題是以商品原則取代了藝術自身的生產(chǎn)規(guī)律。二是由于中國當代精神生產(chǎn)群體的素質(zhì)，它的主流是“在市場中變壞了的小農(nóng)”，他們只知道坑蒙拐騙地賺錢，對西方大眾消費文化不僅沒有任何批判能力，而且十分樂意與忠誠地充當二級批發(fā)商。結(jié)果就是文化的異化，對于消費主體來說，就是主體消費得越多，他用來從事消費的文化機能就越殘缺不全。他在文化消費中不是肯定自身，而是否定自身，是全面地敗壞著他的胃口，以及嚴重磨損著他從事精神創(chuàng)造與藝術享受的主體機能。這才是我們要批判它的根源。 玩文化是一種致命的危險游戲 問：大眾消費文化的檔次不高乃至品味低俗，這是眾所周知的。一般人的態(tài)度是，大眾消費文化本身只是娛樂與休閑，目的無非是在緊張的工作之余排遣一下內(nèi)心的壓抑與焦慮，因而不會產(chǎn)生什么大不了的后果。此外，我還注意到學術界的一種看法，就是不必對這種現(xiàn)狀過于擔憂，它的意思是說，這些問題都是暫時的，并且會隨著大眾消費文化本身的不斷發(fā)展而得到解決，您覺得這種說法正確嗎？為什么？ 答：非但不正確，我覺得這正是當前最需要加以警惕與反思的。在某種意義上講，這兩種看法具有類似性，都是由于對感性活動本身認識不足而產(chǎn)生的。一般人之所以覺得問題不大，或者如人文學者的掉以輕心，是因為大眾消費文化中的問題主要是感性領域的問題。根據(jù)一般中國人的哲學訓練，感性是理性的低級階段，而且無論道路怎樣曲折，最終都會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高級階段。在這個高級階段，所有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這也就是產(chǎn)生大眾消費文化沒什么大不了的態(tài)度的根源。實際情況當然不是這樣，比如現(xiàn)代哲學中講的“新感性本體論”就認為，人的情緒、心理、本能自身就具有本體論的性質(zhì)，它們不是理性的初級階段，相反卻是理性的母體與根基。這些說法乍聽像是故作驚人之語，其實它們是西方現(xiàn)代哲人對世界、對人生的一種更深刻、更理性的思考。在給學生上課時，我有時會講這樣一句話：西方現(xiàn)代哲學界那么多聰明的大腦，不是因為吃飽了撐得慌才去研究人的情緒呀、潛意識呀、性呀，它是有清醒的自我意識與現(xiàn)實需要作基礎的。如果對這些成果，這些人類的智慧不加關注與學習，就等于喪失了一些真正把握當代文化的有力思想武器。一旦把人的感性活動提高到一種本體論哲學的高度，這時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大眾消費文化也就不再是無足輕重的游戲。換句話說，游戲當然是可以的，但由于大眾消費文化本身強烈的排他性，特別是它排除了人類傳統(tǒng)文化活動中的理性與倫理內(nèi)涵，因而這是一種致命的危險游戲。這也是不能對它掉以輕心的原因。 對于中華民族來說，大眾消費文化的負面影響主要有二：一是它不是一般的損害腦子，而是直接損耗了這個民族在現(xiàn)代啟蒙中好不容易積累的一點可憐的理性素質(zhì)。同一種大眾消費文化，對不同的消費主體的影響是完全不一樣的。比方說，西方有一種“沙灘裸浴”活動。對于理性機能發(fā)達的西方人來說，這是人類親近自然與生命的一種最自然與健康的戶外活動，它類似于一種沒有任何利害關系的自由的游戲。然而在不具備這種理性的人眼中，它卻是被當作黃色圖片來欣賞的。如果說前者由于排遣了生命的壓抑與焦慮，因而它可以使生命本身更加健康，那么對于后者則完全相反，它以大量的性幻想使主體心理變得更加畸形與苦悶。二是大眾消費文化敘事還在深層涂改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記憶。一個民族的文化記憶是這個民族再生產(chǎn)自身最深厚的土壤，是一個民族在歷史中展開的文化性格與精神氣質(zhì)的基因庫，因而應該是受到特別保護的。然而在當代大眾影視那種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戲說”中，它早已被涂改、被“妖魔化”得面目全非了。由此產(chǎn)生的一個最嚴重的后果，是抽空了新一代個體生命精神發(fā)育的中國文化背景。舉一個例子，有一次本科生論文答辯，一個學生用西方精神分析理論解讀《孔雀東南飛》，說劉蘭芝悲劇的真正原因是婆婆對兒媳獨占兒子的性嫉妒。當時我問學生“你是不是瓊瑤影視節(jié)目看多了”。如果學生對中國的歷史與現(xiàn)實了解更多一點，就應該知道一般中國母親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兒子娶一個好媳婦。這雖然只是一件小事，也能部分地透露出中國歷史記憶與文化傳統(tǒng)在當代文化敘事中的命運。所以，與一般的文化研究者不同，我有一個看法是，在感性領域中出現(xiàn)的問題要比理性領域中麻煩、嚴重得多，而且它也需要有更高的理性能力才能意識到、把握住。 人文建設關鍵在于讓每個人“自己思考” 問：“市場經(jīng)濟中的道德滑坡”，在當下已成為人們越來越關注的問題，與此相應，也有人提出通過人文素質(zhì)的培育與建設來解決問題的主張，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怎樣才能使目前這種狀況得到有效的治理？ 答：當代道德狀況令人堪憂，這是毋庸諱言的。市場經(jīng)濟不僅對個體欲望以極大的刺激，而且也給這種欲望提供了體制上的保護，因而說它引發(fā)了“道德滑坡”當然是有充足理由的。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且只是客觀方面的解釋。與之相比，我更喜歡從主體方面找原因。從這一方面看，“市場經(jīng)濟中的道德滑坡”，更直接的原因還在于市場經(jīng)濟主體自身素質(zhì)的低下。中國當代的市場主體大體上可以稱作“在城市中變壞了的農(nóng)民”。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是由于市場經(jīng)濟的誘惑而喪失了他在小農(nóng)時代固有的樸素與善良，二是由于理性啟蒙在現(xiàn)代中國的未完成，因而使得主體的一切精神與實踐只能完全聽憑本能與利益的驅(qū)使�！皦霓r(nóng)民”的基本特征有三：一是沒有代表著理性生命尊嚴的思想，二是沒有倫理主體應該承擔的倫理職責，三是沒有自由生命的情感。在三者中間，理性素質(zhì)的低下是最重要的，因為對一個現(xiàn)代人來說，無論是對于他要承擔的倫理職責，還是一種超功利的情感體驗，都離不開理性尺度的審查與評判。 至于如何改變這種狀況？一般說來，不外乎兩條道路：一是教化，通過灌輸一種關于善與惡的知識與信念，使個體內(nèi)在的倫理本性覺醒并表現(xiàn)出來。這也是中國傳統(tǒng)最拿手的方式。另一條道路是啟蒙個體的理性機能，在這個理性基礎上建設出真正屬于個體的思想、意志與情感來。不管現(xiàn)實本身怎樣復雜多變，有了這樣一種理性的基礎，一個人就可以在真、善、美三方面作出正確的判斷與選擇。兩條道路相比，教化方式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這樣的詩已經(jīng)過時了”，因為它與現(xiàn)代文明“重個體”的基本理念是背道而馳的。因而，我對當代文化建設的基本設想是“教化過后是理性”，既然教化之路不通，那就只有通過啟蒙每個人的理性機能，使他獨立承擔起屬于他的職責與使命。在康德看來，理性生命的一個永恒不變的格律是“自己思考”，對于現(xiàn)代中華民族來說，最根本的問題不是他們“不思考”，而是他們不能“自己思考”。這種不能“自己思考”的主體恰是傳統(tǒng)教化的產(chǎn)物，也是中華民族在它的現(xiàn)代啟蒙中應該完成而未完成的工作，也是我們今天應該補的一課。由教化方式培養(yǎng)出來的“不能自己思考”的主體，最根本的原因是過于脆弱，經(jīng)不起現(xiàn)實風暴的洗禮。盡管這種主體也有思想，但由于是灌輸進來的，所以在很多情況下很難把它貫穿于實踐之中。所以到底是知難行易還是行易知難，如何才能做到知行合一，一直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家最頭痛的問題。而啟蒙個體理性機能與此截然不同，因為在經(jīng)過了理性主體的反思與抉擇之后，無論是思想觀念，還是倫理職責與審美趣味，都已經(jīng)成為個體生命的一個有機部分。由于這時的主體行為是建立在他理性思考的基礎上，所以才不容易因為受其他因素干擾而發(fā)生動搖。 問：您的新作《苦難美學》很快就要問世了，據(jù)說這本書您思考、寫作歷時十年之久，是作為一種生命本體論提出來的，其中也涉及到中華民族的當代啟蒙問題，請您具體談談其中的內(nèi)容，好嗎？ 答：《苦難美學》的副題是《關于精神生命的本體論闡釋》，它要論證的是一個人作為精神生命存在所必需的條件與原理。具體說來，我主要討論了理性主體、倫理主體與審美主體(包括它的后現(xiàn)代變種即欲望主體)的再生產(chǎn)問題。而“教化之后是理性”的提出，正是要探索如何在倫理主體基礎上開辟出一種具有現(xiàn)代性內(nèi)涵的個體理性機能，它與中華民族的當代啟蒙當然是密不可分的。在這個問題上，我主要提出了兩種批判對象，一是中國傳統(tǒng)的倫理主體，它的最大問題是由教化而來，沒有經(jīng)過一種高度發(fā)展的個體理性機能的分析與審查，因而很難在當代文化的全球化風暴中站穩(wěn)腳跟，作出正確的判斷與選擇。二是針對當代大眾消費文化的批判，由于它不僅不生產(chǎn)個體的理性精神，相反還在剝奪著中華民族本就十分脆弱的理性基礎，這正是對它要特別小心、警惕的原因。這兩種批判實質(zhì)上指向的是一個目標，就是如何通過嚴肅的文化批判來完成中華民族的個體精神啟蒙，使他能夠獲得一種真正屬于自己的大腦，并在這個基礎上生產(chǎn)出屬于自己的思想、情感與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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