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與地方文獻

　　當前在圖書館界似乎有一種傾向,比較多的注意到高科技的設置與發(fā)展的問題。各館都在比賽哪個館電子閱覽室有多少,上網程度如何,數字轉換進程如何和寬帶網的設置等等。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一些常規(guī)工作,如對文本文獻的儲存和利用似乎談得少了一些。所以我想在這方面把天平稍微傾斜一點,談談圖書館與地方文獻的問題。

我對圖書館工作一直持兩手抓的理念,即一手抓高科技的發(fā)展,一手抓常規(guī)工作的進步。當前人們的輿論和措施,多著重在發(fā)展技術設備和加強技術中,而對一般常規(guī)工作則不太注重,往往造成經費分配的失衡,藏書建設和用戶服務等基礎工作漸漸落入不被重視的地步。甚至像文本文獻的儲存和利用等基本建設工作也很少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處于一種冷落的狀態(tài)。所以我想借這次會議的機會談一些悖乎時尚的意見,為被冷落的文獻部、文獻研究室呼吁一下,并提醒某些主持者不要過分沉迷于“見(計算)機忘(文)本”。

首先,我覺得應該對現在面臨的時代有一個清楚的認識。我們面臨的時代是知識經濟的新時代。知識經濟這一經濟形態(tài),從上世紀的九十年代就為國際組織和學術機構所關注。1996年“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第一次正式提出知識經濟這一新概念,并界定說:“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上的經濟”,那就是說人類積累和創(chuàng)造的知識,將成為人類社會生存與發(fā)展、文明與進步最主要的推動力。知識經濟的特點是經濟的增長來源于知識資本,而知識資本的核心是人才加技術。它們進行組合后所擁有的創(chuàng)造能力和這種能力的持久性,就體現了知識經濟的價值。這種知識資源的特點有三:一是它是可共享的,二是重復使用而不損耗,三是易于傳遞以促進知識資源共享與利用。

知識經濟時代這個大環(huán)境,對圖書館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zhàn),并隨時伴隨著陷阱。機遇就是:(1)圖書館已經或即將成為知識流通與傳遞的重要部門,它將直接進入經濟領域發(fā)揮作用;(2)圖書館的社會地位提高,它將承擔更重要的職能,對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成為知識的管理者;(3)知識經濟的發(fā)展取決于對高科技人才的培養(yǎng)與爭奪,圖書館對培養(yǎng)人才將發(fā)揮更大的作用而受到政府、社會與教育部門的重視與支持;(4)圖書館是出成果、出人才的重要保證。因此,圖書館是知識經濟的基礎性結構,它可以有機地融入知識經濟時代而成為知識經濟產業(yè)的重要部分。這些都是我們所面臨的機遇。

但是,與機遇同時存在的還有各種挑戰(zhàn),那就是:(1)知識經濟時代對圖書館及其工作人員將有更多的需求和企望,它不僅要為讀者進行文獻的收集、保存、整理、開發(fā)和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而且在智力開發(fā)、人才培養(yǎng)、知識信息傳遞和再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2)知識經濟時代更面臨著如何體現綜合國力的提高這樣一種挑戰(zhàn),要走向全球化就要加速培養(yǎng)人才,提高信息質量,勢必要求圖書館員有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有寬廣的知識面,具備卓越的決策判斷力,有相當高的圖書情報和計算機的業(yè)務技能,善于利用圖書館的藏書、設備和管理手段篩選出用戶需要的信息,向讀者進行高效高速的全方位的傳送服務。所以一方面要盡快引進人才,另一方面,就是對現有人員加強繼續(xù)教育工作;(3)圖書館也必須迅速轉變自己,加快現代化進程,逐步向數字化、網絡化、虛擬化圖書館發(fā)展,使之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信息中心和網絡中轉站。而圖書館員則當然地要成為信息導航員和知識工程師。面臨這樣的機遇和挑戰(zhàn),可以預測,現在的圖書館勢必將在于21世紀的二、三十年代發(fā)生全面性的巨變。新一代的圖書館也就是數字圖書館之類,將順應歷史發(fā)展的要求而出現。但是任何事物的發(fā)展,既有它前進的一面,也有它不足的一面。在知識經濟時代同樣也有隨之而來的知識陷阱。陷阱這個詞大家都不愿聽,但它確是歷史發(fā)展必然伴隨的一種現象。以知識為標志的新時代里,知識正如農業(yè)時代之手工工具,工業(yè)時代之機械工具。知識在未來將獲得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光輝地位,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任何光輝都伴隨有陰影,“知識經濟”也將伴隨著“知識陷阱”———那就是(1)電腦化陷阱,(2)商品化陷阱,(3)權力化陷阱。

在知識經濟這一新時代的大背景下,圖書館可能為適應新時代的需要而傾全力于圖書館的高科技的發(fā)展和建設,而忽略或漠視了常規(guī)工作,特別是文本文獻工作。我們萬不可以片面性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來對待新時代圖書事業(yè)的發(fā)展,不要出現“見(計算)機忘(文)本”的現象。我看到不少館因為片面追求高科技建設,耗用了絕大部分經費,而使文本入藏出現大量短缺,使圖書館文本收藏的功能逐漸萎縮。為了滿足高科技建設的經費需要而大大削減購存文本的經費,因此很多期刊短缺了,很多重要的書籍采購量不足,甚至有人還認為只需幾間電子閱覽室就能很好地發(fā)揮圖書館的功能,不可避免地落入“知識經濟”的“電腦化陷阱”之中。

我們對于文本應有充足的認識,因為:(1)信息的產生大部分需要有文本根據;(2)數字化不可能涵蓋所有文本;(3)全書上網有一定難度,一般經過篩選的網上信息,有篩選者的主觀成分,往往會有遺漏;(4)文本的保存時間比較長。由此數端,所以我認為既要隨著時代前進而向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數字圖書館的方向走,也不能偏廢文本文獻的不斷儲存和利用,既要開拓創(chuàng)新,又要傳承文明。文獻的儲存不可能無所不收,而應視具體情況來確定其收藏的重點,如各地區(qū)的圖書館就應著重地方文獻的儲存與利用。

“文獻“的概念在中國起源很早,一般認為始見于《論語·八佾》,至于文獻的具體定義和所涵蓋的內容既有自漢以來的不同解釋,又有今人的研究和詮釋。地方文獻應是文獻中的很大組成部分。近幾年,有不少文章著重闡釋了地方文獻的有關問題。據說,地方文獻最早受到重視的是1941年杜定友先生于韶關任廣東圖書館館長時,杜先生提出以保存廣東文獻為第一辦館方針,并規(guī)定地方文獻包括史料、人物、出版三個方面。這一設想很好,但失之于泛,因為這三方面的文獻不一定都具有地方文獻的內容,所以應該從文獻內容來界定地方文獻的概念。地方文獻是不同于其它文獻的一種特色文獻,它充分體現著地域的特色,只要是反映本地區(qū)的社會、政治、歷史、地理、經濟、軍事、物產資源以及人文活動等內容的文獻,不論其時間的上下限和使用各種不同的載體,即使是零篇散頁,都應是地方圖書館典藏加工和利用的對象。這些地方文獻對本地區(qū)的各方面工作都有著參考咨詢作用。在網絡環(huán)境下,地方文獻更應以其獨有的特色參與各方面的共享。

從網上瀏覽中可以搜索到無數有關地方文獻的信息,真令人興奮不已。地方文獻這一領域竟然已進入更多方面的視野之內,隨手拈取數例以見一斑。如廣西桂林圖書館對建國前文獻設特藏部,專事地方文獻的收藏;對建國后的地方文獻的收集,則列為藏書建設的重點,多方搜集,已具相當規(guī)模。吉林長春圖書館藏有日偽時期有關東北和滿蒙的地方文獻達3000多種,其中東三省的孤本資料即有600種。一些縣地級市公共館也多注意及此,如浙江上虞市圖書館規(guī)定了地方文獻的收集范圍分古籍地方文獻、現代地方文獻和虞籍人士著述等。溫州市還將其一個分館改為地方文獻部,湖北十堰市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向市民大力征集地方文獻,取得一定效果。一些高等院校也在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如海南師范學院圖書館專設海南地方文獻部和文獻資料中心,專門收集和珍藏瓊島的地方文獻。云南民族學院圖書館專設民族地方文獻部,收藏已達7萬余冊。另外,有些省市館如浙江省館、甘肅省館、湖南省館、天津市館和首都館等都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南開大學圖書館還掛靠有教育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屬的地方文獻研究室,承擔收集與研究工作。最近完成了天津舊志十二種的整理點校工作,并正式出版,充實了天津地方文獻的武庫。

為了能更好地加強地方文獻的建設工作,特舉出一些地方文獻資源,以作示例

1、地方志與地方史

地方志是一方之史,是專門性的地情書,既有兩千多年的悠久歷史傳統(tǒng),又受到現實社會的重視,數量較大。地方圖書館有一定的入藏基礎。據我所知浙江圖書館收的浙江地方志有1600余種。據一種不完全統(tǒng)計,當前新舊志約共有15000余種,成為地方文獻之大宗。舊志中保存了大量有關社會經濟、自然現象、風土人情、文化藝術的資料,如上海是否設立過市舶司的問題,日本學者藤田豐八郎根據《宋會要》和《宋史》,認為宋未設市舶司,這兩種書是可征信的史書,但他們都是宋寧宗前的史料,不包括宋的全部。后來譚其驤先生在弘治《上�？h志》中發(fā)現附載了宋度宗時的市舶司官員監(jiān)鎮(zhèn)董楷的《古修堂記》和《受福事記》二文,內容涉及到管理市舶司的事,從而肯定宋度宗咸淳年間有市舶司,糾正了宋無市舶司的說法。其它如查找二流人物的生平,防備自然災害,推動農工商業(yè)的發(fā)展,提供決策依據等等,都有重要參考價值。新編方志雖與舊志有重大變革,但仍保持了資政、教化、存史的作用,如徑山藏舊說明萬歷十七年初刻于山西五臺山清涼寺,二十年時,方在余杭續(xù)刻,新志考訂萬歷七年創(chuàng)意,刊刻時就在余杭。這種文本文獻按知識管理學的說法,屬于靜態(tài)的顯性知識。

2、宗族譜

宗譜是與方志有同樣悠久歷史的一種地方文獻,數量也大致相當,約在15000余種。除去夸耀與虛構的內容外,確有不少可資參考之處。如名門大族的家族史,地方的開辟發(fā)展,為人物的研究提供祖先和子孫的資料最詳細,在《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證實曹雪芹的祖籍是遼陽,后遷居沈陽,原屬漢軍旗,后改歸滿洲正白旗。宗譜的內容比較豐富,除一般有關家庭的世系、家訓、祠墓、傳記外,還有專題部分(如雜記和文獻),儲存著較多的地方文獻。家譜對人口研究尤有價值。通過家譜,可以了解到本家庭人口數量,人口結構,人口的增減速度、原因,家庭的興衰過程,人口的社會構成,職業(yè),文化狀況,婚姻狀況以及壽命等。

3、私人檔案

國外圖書館多為當地政府保存地方上的官方檔案,成為地方文獻的一種庫存。中國的體制是圖檔分流,是兩大系統(tǒng),檔案有檔案館保存。但散落的私人檔案卻尚未引起重視。浙江館收藏的錢塘江大橋的工程設計書,就是很有價值的地方文獻,對維修一橋和興建二橋、三橋都是重要參考資料,這應屬于茅以升先生的私人檔案。他如杭州的紅頂商人胡雪巖所經營的慶余堂藥店的檔案、天津的瑞蚨祥、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宓大昌煙店等老字號的商業(yè)資料也都值得收集。

4、石刻碑文

在名山古剎立石建碑是中國有悠久歷史的文化傳統(tǒng)。這些碑刻上的文字是地方文獻的重要資源,過去久為人所注意。如山西是我國文物大省,到處都有石刻,早在民國時期就有人編著《山右石刻叢編》保存了重要的地方文獻,為學者研究所用。沁水縣曾匯集石刻文字160余通,有不少反映地區(qū)社會生活的文獻資料。河南省為了研究該省地震文字記載的準確性,特在全省范圍內搜求碑刻文字相印證,終于完成了一部比較系統(tǒng)而可靠的河南地震集,為預測地震提供了重要的歷史依據。

5、隱性知識

這是過去很少涉及并往往被忽略的重要地方文獻資源,我國有句成語說“入境問俗”就是為尋求地方文獻的隱性知識。近年,美國李華偉博士在研究知識管理課題時才明確提出隱性知識這一概念,以與有文字落在載體上的顯性知識相區(qū)分。所謂隱性知識就是文獻中“獻”的部分,也就是地方上賢哲們頭腦中尚未變成以文字落于載體的知識。國外有些圖書館對所屬社區(qū)可以提供隱性知識的賢哲們都很熟悉和關注,遇到各式各樣問題無法為讀者解決時往往就向這些賢哲們進行咨詢。我們的圖書館應該開發(fā)這一領域,為這些人建立人才檔案,以備隨時咨詢。

除了上述幾例外,地方文獻還有圖冊、簿錄和舊照片等等,數量極多,而且大多是有收藏保存價值而一時尚難數字化的,稍有忽略,一縱即逝,終成遺憾。杜定友先生把地方文獻視作地方圖書館的第一要務確是卓見,至今仍具有其生命力的。我之所以如此強調圖書館與地方文獻的關系,甚至達到呼吁的地步,主要是希望不要以一種矛盾掩蓋了另一種矛盾。我的思路是,不論是哪一種類型、哪一種級別的圖書館都必須在與時俱進的思想指導下,加速圖書館的現代化、網絡化、數字化的進程。建立不同內容的地方文獻專題數據庫以滿足資源共享的要求。但與此同時,也不應忽略作為圖書館大宗入藏資料的地方文獻,要用同樣的力量對之進行收集儲存整理利用。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圖書館事業(yè)在知識經濟時代能極為完整而全面地為社會現實、經濟建設和高科技發(fā)展做出重要的貢獻!

〔出處〕 圖書館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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