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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傳統(tǒng)“六書”之本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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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傳統(tǒng)“六書”之本原意義


    一、漢字的性質
  漢字是一種最古老而又最具個性的文字符號。對于它的性質,至今說法不一。明確漢字之性質和揭示“六書”之真諦,可以說是兩個相輔相成的問題。
  科學語言學的奠基人索緒爾指出,世界上“只有兩種文字體系:1、表意體系,……這個符號和整個詞發(fā)生關系,因此也就間接地和它所表達的觀念發(fā)生關系。這種體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漢字。2、通常所說的表音體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詞中一連串的聲音模寫出來。”(《普通語言學教程》)索緒爾的這個論斷,不僅著眼于文字記錄語言的本質特性和文字構形的基本依據(jù),而且也著眼于漢字的整體系統(tǒng)和構形特點。
  在記錄語詞的職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無根本區(qū)別,其區(qū)別只在于連接詞的紐帶是詞義還是語音。漢字在表義與表音的相互促進中,一直頑強地堅持固有的表意特點,不斷采用新的方式增強其表意功能。這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1、當漢字所記錄的詞所指的事物發(fā)生了變化,漢字總是及時地調整其字符。如“寺”原從“又”(表主持),后改從“寸”(表法度);“炮”原從“石”,后改從“火”等。2、漢字中的假借字向形聲字轉化,成為漢字演變的一種規(guī)律。如“辟”轉為“避”、“僻”、“嬖”,“因”轉為“茵”,“舍”借為舍棄加“手”旁,“須”借為等待加“立”旁,等等。3、從早期形聲字的來源看,它們不但不是表音性的產物,而且明顯是漢字頑強地維持其表意體系的結果。如“考”為加“老”而成,“!睘榧印笆尽倍,等等。即使形聲字里的聲符,有一部分還具有區(qū)別詞的作用。如“逃”與“迢”,“鵠”與“鶻”,“沒”、“漠”與“沫”,等等。由此可見,漢字,包括形聲字,是以意符為綱的。
    二、《說文》與“六書”
  首先必須明確,《說文解字》是處在語文學時代,其起始目的是為了“正字”,即為了正確地認字和寫字!墩f文敘》就是闡明認字和寫字兩大問題。不過,由于許慎博學多能,對漢字形體又深思熟慮,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觀上突破了原來的目的,以至于引起后來學者濃厚的興趣,并據(jù)此而作進一步的探討與鉆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學的專著。傳統(tǒng)文字學稱作“小學”,開始也表明其起點是很低的識字教學,只是由于兩漢經學今古文斗爭中古文經學家的推崇,“小學”才上升為考證和釋讀儒家經典的津梁,即講解古代文獻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
  其次,對于“六書”,班固引劉歆稱為“造字之本”。所謂“造字”,當有兩層含義:一是就漢字的整體系統(tǒng)而言,即把語詞轉化為文字;二是就漢字的單個形體而言,即單個字形如何體現(xiàn)所記載的語詞。許慎所說“作書”當指后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說”。因此,“六書”在當時是對“著于竹帛”之“書”的說解條例,即許慎心目中“說字解經”的“字例之條”。解讀古代文獻的實用目的,也造就了“小學”固有的形、音、義互求的傳統(tǒng)方法,其分析對象是秦代規(guī)范過的小篆,而漢代學者所說的“六書”就成了傳統(tǒng)文字學分析漢字構形的法則。
  對《說文解字》及其“六書”的原本性質,后人缺乏真正完整的理解,因而形成了言人人殊的復雜局面。
  班固所謂“造字”,許慎所謂“作書”,其實質即為語詞構造一個書面形體,也就是“漢字構形”?梢韵胍,這是一個十分漫長的摸索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顯然是當時人的思維方式。上古時期,人類認知思維的特點必定是重形體、重感知。在漢字初創(chuàng)時期,先民的構形思維必然只著眼于語詞所指稱的意義內容上,即用字形直接顯示詞義,以達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為“造字”的這種構形方式明顯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構形思維的著眼點必然轉向詞的語音上。漢語是單音成義的詞根語(孤立語),音節(jié)的有限必然帶來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義上的困擾。為擺脫這種困擾,先民的構形思維便自然發(fā)生逆轉,從著眼于詞的語音又回復到著眼于詞的意義。這一曲折的構形思維歷程,給先民帶來新的啟迪,到最后,在漢字構形上,便同時兼顧詞的意義和語音兩個方面。根據(jù)這種構形思維歷程的合理推測,“六書”作為構形方式,其出現(xiàn)的先后順序大體是:象形—象意(指事、會意)—假借—轉注—形聲。
  應當指出,許慎在《說文》里對漢字字形的編排,已經表現(xiàn)出明顯的系統(tǒng)論思想,但是,他對“六書”(作為構形方式)產生的順序從未經過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會著眼于漢字演化的歷史事實。因此,我們有必要從系統(tǒng)性和歷時性兩個層面來重新思考并加以解釋,方能揭示傳統(tǒng)“六書”之真諦。
    三、傳統(tǒng)“六書”再剖析
  許慎于《后敘》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庇衷疲骸拔恼呶锵笾,字者言孳乳而漸多也!边@是許氏對九千多小篆形體的基本分類,即區(qū)分為“文”和“字”兩大類:“象形、指事、會意”是對“依類象形”(后二者含有象形因素)的“文”的解說;“假借、轉注、形聲”是對“孳乳漸多”的“字”的解說。因為前三者是“本于物象”,而后三者是以“文”為根而孳生的。這就是說,許慎所謂“六書”并不是對漢字形體結構的完備的分類。他處在語文學時代,即使是對漢字構形的解說,也不可能沒有局限。這至少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對作為說解的“六書”,分類比較粗疏;二是對“六書”本身的界說過于簡略,又受了當時駢體文風的消極影響;三是每書所舉例字太少,又未加以具體分析。正是這些,給后來的論爭留下了極大的空間。因此,有必要對“六書”重新加以剖析,以再現(xiàn)其本原意義。
  1、象形:許氏云“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象形即取象于物形。過去,曾有學者把象形分為獨體與合體兩類。其實按構形方式來說,獨體象形就是繪形象物,即用簡潔的筆畫描繪語詞所指稱的物體,構成一個獨立的圖象。例如“子、自、止、貝、它、晶、網、行”等。合體象形就是烘托顯物,即借助一個相關物象的陪襯,來顯示所要表達的物體。例如“頁、眉、果、聿、牢、須、血、州”等,其中“人、目、木、又、牛、頁、皿、川”都是用來襯托其余所要表示的主要部分的。這兩類象形字,是絕大多數(shù)漢字構形的基礎。
  2、指事:在許氏的解說中,“見意”二字是其關鍵。參照《說文》正文里所舉的例字,其構形方式應當分為兩類:一類是符號見意,例如“一、三、上、下、□、○”等;另一類是加標指物,例如“刃、本、末、亦、朱”等。前者大多取象于上古原始記事方式中的契刻記號和記繩之法,后者所加記號只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這是“六書”中爭議最少的,無須多說。
  3、會意:許氏所云“比類合誼”較為確切!皶庇小皶取薄ⅰ邦I會”二義。所謂“比類”,自然是會比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部件,這部件可以是圖象(不能獨立成字的),也可以是字形。因此,“會意”也包括兩類:一是會比圖形,二是會合字形。前者是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圖形,按照事理關系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語詞的意義,其內容大多是某種事物過程的表象。例如“丞(后作‘拯’)、正(后作‘征’)、韋(圍)、各(@①)、立、既(會食已)、即(會就食)、莫(暮)”等。后者是組合兩個或兩個以上能獨立的字在一起,憑借構件字的意義關聯(lián),使人領會出新的意義。例如“從、牧、取、占(以口卜卦)、鳴、轟、炎、淼”等。
  

4、假借:許氏云“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就當今嚴密的思維而言,許氏所定界說似指因音同而借字,許氏所舉例字卻是指因引申而借字,因而引起了后來的各種爭議。其實是誤解了許慎。許氏原意是界說和例字彼此統(tǒng)一而相互發(fā)明。也就是說,其“假借”包括兩類:一類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義與借義毫無關聯(lián),只有音同或音近的關系;一類是轉義借字,其假借字的本義與借義有聯(lián)系,即通常所謂的引申關系。前者如“難”,本義為一鳥名,借為難易之“難”;“莫”,本義為朝暮之“暮”,借為表虛詞之“莫”;其它如“辟、孰、汝、而”等。后者如“令”,本義為命令,借為(今言“引申”)縣令之“令”;“褊”,本義為“衣小”,借為(引申為)狹小之稱;其它如“因”(茵席—因憑)、“字”(育子—文字)等。許氏以“令、長”為例說假借,顯然是把詞義引申而未分化之“共字”亦視為“假借”。這在語文學時代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5、轉注:許氏云“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后世對“轉注”的解說,總共不下幾十種之多。其中“主義派”有代表性的就有三家:江聲主“形聲即轉注”說,戴震倡“轉注即互訓”說,朱駿聲為“轉注即引申”說。要想探明許慎之原意,只有采取“以許證許”的原則!墩f文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為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據(jù)形系聯(lián),引而申之……畢終于亥!庇纸庹f“會意”云:“比類合意,以見指揮!睋(jù)此,所謂“建類”之“類”,應當是“方以類聚”、“比類合誼”之“類”,也就是“事類”,即語詞意義的事類范疇!耙皇住敝笆住,即《敘》所言“建首”之“首”,也就是大致標志事類范疇的部首字。因此,“建類一首”就是建立事類范疇,統(tǒng)一部首意符。所謂“同意”,指與部首意符所代表的類屬相同!跋嗍堋奔础笆苤。如此說來,“轉注”之“轉”謂義轉,即由詞義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義轉變;“注”謂注明,即注入部首意符以彰明原來字形的義類。孫詒讓于其《名原轉注揭橥》云:“凡形名之屬未有專字者,則依其聲義,于其文旁詁注以明之!贝松畹迷S氏之旨。故簡言之,轉注者即字義轉變而注入相關意符也。
  轉注當包括兩類:其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糾、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蟲、女、火、日”即為后加的意符;其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悅(說)、訃(赴)、間、措(錯)、賑(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貝”即取代了原來的“言、走、月、金、手”,以適應字義的改變。有一點容易引起學者誤會,需要作點說明:“六書”中每書所舉例字,除“轉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并非平列關系,“老”是類首字(建類一首),而“考”是轉注字(同意相受)。許慎謂“考從老省”,即是佐證。
  6、形聲:許氏云“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以往學者一般都把“以事為名”當作“形”,把“取譬相成”當作“聲”。這不一定符合許氏的原意!墩f文》云:“名,自命也!倍移洹稊ⅰ分小懊弊謨H此一見。當言及文字時,或曰字,或曰文,或曰書,皆不用“名”。據(jù)此,所謂“以事為名”之“名”當指名號、名稱,即字音。這與“依聲托事”之說也相一致。后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因為“譬”者喻也,使人曉喻也。這與“比類合誼”也相一致。上個世紀20年代的文字學家顧實,就曾提出過類似的看法(參見其《中國文字學》)。
  從歷時觀點來看,形聲當包括兩類:一是追加聲符,例如“齒、星、鳳、飼、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即為后加的聲符;二是音義合成,即同時使用形符和聲符而構成的形聲字,也就是孫詒讓所謂“形聲駢合”,例如“江、河、陵、陸、芹、菜”等。
    四、“四體二用”說評析
  清代乾嘉以來,戴震、段玉裁所倡導的“四體二用”說,對學界影響極大,一般都認為前“四書”是所謂“造字法”,而“轉注”與“假借”只是所謂“用字法”,其性質根本不同;谏鲜鲋匦缕饰,我們認為,“六書”無論是在說解條例還是在漢字構形的意義上,其性質都完全一樣。
  先說“轉注”。如前所說,無論是追加意符還是改造意符,轉注都是漢字構形的方式,用前人的話來說就是能“造出”新字。如果這樣去理解“轉注”,那么我們常說的“古今字(區(qū)別字)”、“類化字”、“音譯意化字”的出現(xiàn),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釋。古今字如“弟”為“悌”,“竟”為“境”,“陳”為“陣”,“奉”為“捧”等;類化字如“鳳皇”為“鳳凰”,“遮鴣”為“鷓鴣”,“次且”為“趑趄”等;音譯字如“師子”為“獅子”,“匍陶”為“葡萄”等。以上三種后出的字,都是新“造出”的所謂“轉注字”,按照“轉注”構形法去解釋也完全能講得通。這與前四書哪有什么區(qū)別呢?
  在討論“轉注”時,前面曾經提到清人江聲,他認為:所謂“建類一首”是指《說文》部首,而《說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說“凡某之屬皆從某”,那就是“同意相受”。江氏看到了轉注字與形聲字的“同構”關系,有其積極的一面;但是,他把同形符字都看作轉注字,畢竟混淆了形聲與轉注的界限。其原因在于他缺乏歷時的觀點。如果著眼于靜態(tài)分析,是指結構類型,那么用轉注法構形的字都屬于形聲結構。這是共時觀點。如果著眼于動態(tài)分析,是指漢字構形的演化,那么轉注是改造舊形體的構形法(構成之前已有原體字),而形聲是受其啟發(fā)而出現(xiàn)的創(chuàng)造新形體的構形法(構字之前并無原型)。這是歷時觀點。轉注與形聲,從共時平面來看,二者同構而易混;從歷時演化來看,二者異構而易分。
  再說“假借”。它能否作為一種構形方式即所謂“造字法”,意見根本對立。認為“假借”不能“造出”新字,幾乎是一邊倒的聲音。表面看來似乎如此,但我們還須再冷靜地思考。許氏所謂“假借”之界說,是著眼于需要“造字”的那個語詞的意義,而不是漢字的形體結構。所謂“本無其字”,是就語詞需要造字的前提來說的;所謂“依聲托事”,這“聲”首先指語詞的聲音,然后才兼及那個借字的讀音;這“事”當指語詞的意義,然后再賦予那個借字。作為一種構形方式,“假借”似乎沒有造出新的文字形體,但是,從語言里需要造字的那個語詞來說,從先民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實來說,“假借”又確實使原無字形可“目治”的語詞終于取得了一個能代表它的書寫符號。從這個角度來看,“假借”何嘗不是利用原有形體的構形法(即前人所謂“造字法”)!八捏w二用”說,既忽略了先民造字歷程中的思維特點與心理事實,也并不符合許慎“假借”界說的原意。我們應當歷史地看待這個問題,把“假借”視為“不造新字的構形法”。這樣,既承認了它的實質,又看到了它的特點。
  章太炎有言云:“轉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節(jié)文字之孳乳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負相待,造字者以為繁省大例!本痛恕岸䲡焙髞淼目陀^作用而言,章說很有道理;可是,就構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說不合史實。應當說,假借是救助“象形、象意”之窮盡,而轉注是適應“假借(包括引申)”(其結果是一字多義)之繁多。受“假借”而為“轉注”之啟發(fā),“形聲”便應運而生。這一演化規(guī)律證明:漢字始終在強烈地維護著自身的表意體系和基本格局。
  收稿日期:2002-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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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庫未存字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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