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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存日本的唐人詩集《雜抄》考釋
一 引言唐代的文獻典籍，距今千有余年，世人偶得一紙半葉，必視若拱璧鎰金。然而，由于自然造化和歷史因緣，20世紀終于出現(xiàn)兩大奇跡：一是敦煌藏經洞的意外發(fā)現(xiàn)，二是日本公私珍藏次第公開。日本公私庋藏的唐代典籍或唐人抄本，以遣唐使攜歸者居多，不僅數(shù)量宏富，質量尤可稱道。以唐人詩卷（偶含唐以前人作品）為例，日本保存的《翰林學士集》、《新撰類林抄》、《趙志集》、《唐詩卷》、《唐人送別詩》、《雜抄》等，新舊《唐書》及宋代諸家書目均無著錄，其中包含大量《全唐詩》未收之佚詩，稱之“海外遺珍”不為過。
《雜抄》系新近發(fā)現(xiàn)的唐人（疑有唐以前人作品）樂府詩殘集，現(xiàn)為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皇家圖書館）收藏。2000年3月住吉朋彥先生撰文作了介紹，（注：住吉朋彥《伏見宮舊藏〈雜抄〉卷十四》，載《書陵部紀要》第51號，2000年3月。）其時筆者在日本文部科學省所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任客座教授，得知這一信息后即邀著名文獻學家松野陽一館長同去查閱，然因時間和條件所限，當時未能抄錄全文。此后經與書陵部交涉，獲準制成首份縮微膠卷，遂得仔細判讀。茲據(jù)管見著錄如次：
書名：雜抄
編者：佚名
形狀：粘葉裝冊子
類別：抄本
卷數(shù)：存一卷（卷第十四）
尺寸：高28.5厘米，寬12.7厘米
頁數(shù)：正文48面，新補封頁2面
編號：書陵部70165/1（伏2036）
此書發(fā)現(xiàn)時呈散脫狀，所幸現(xiàn)存的12紙，不僅每紙折口處尚存粘貼痕，書腦上方還標有序號，大致無礙判讀。殘卷存詩34首（住吉朋彥作35首），另附散文1篇。經檢索《全唐詩》，34首作品中僅見16首，且詩題、作者、字句間有異同；其余的18首屬于佚詩，包括令狐公、李端、李南、屈晏、朱千乘、崔國輔、法振、崔曙、張謂、鄭遂、劉瓊11人的作品。本文先依原書次序列出《雜抄》所收作品的篇名和作者，并加案語作簡單解說，然后對《雜抄》的由來、成書年代及編者進行考證。關于《雜抄》作品的輯佚、校勘等，擬另行撰文考述。
二 篇名與作者
經書陵部修復的《雜抄》為冊子本，新補茶色錦緞包背裝封面；卷首內題“雜抄卷第十四／曲下”，共抄錄唐人（其中4人無法確定時代，詳后）樂府類詩34首（另散文1篇），其中6篇僅摘錄2句或4句。正文低1格標記詩題，同行下方注作者名（后續(xù)作品系同一作者，不另注名），改行書作品本文。紙面隱隱有押界，高22.7厘米，寬約1.6厘米。折口外側每面書7行，內側每面書6行；每行約17-19字不等。字體以楷書為主，但多連筆書寫，因而又近草體，有些字不易辨認。行間字旁偶注別字，墨色及書風與本文類同，推測出自抄手本人。
茲據(jù)原本順序，列出篇名和作者。原本省略的作者名，均一一補出。判別作品佚存時，以《全唐詩》和《樂府詩集》為依據(jù)，兼參考了別集、類書、輯佚類書籍。
附圖
圖一 《雜抄》卷首
(1)《樂府詞》，令狐公（佚）。案：七言古詩（4句），《全唐詩》、《樂府詩集》等未見�！傲詈�，住吉朋彥疑即“令狐楚”，當是。
(2)《妾薄命》，李端（存）。案：雜言古詩（摘4句），存《全唐詩》卷二四、《樂府詩集》卷六二，原詩16句。
(3)《古別離》，李端（存）。案：五言古詩（摘2句），存《全唐詩》卷二六、《樂府詩集》卷七一，原詩38句。
(4)《長安路》，錢起（存）。案：五言律詩（摘2句），《全唐詩》卷二四九署“皇甫冉”，注“一作韓ｈóｎｇ＠①詩”。
(5)《畫角歌送柳將軍赴安西》，李端（佚）。案：七言古詩（24句），《全唐詩》、《樂府詩集》等未見。
(6)《白帝祠歌送客》，李端（佚）。案：雜言古詩（30句），《全唐詩》、《樂府詩集》等未見。
(7)《送春曲》，李端（佚）。案：雜言古詩（11句），《全唐詩》、《樂府詩集》等未見。
(8)《夢仙歌》，李端（佚）。案：七言古詩（22句），《全唐詩》、《樂府詩集》等未見。
(9)《荊門雨歌送從兄赴夔州》，李端（存）。案：七言古詩（30句），《全唐詩》卷二八四題“荊門（一本此下有雨字）歌送兄赴夔州”，僅存24句。
(10)《玉女臺歌送客》，李端（佚）。案：雜言古詩（28句），《全唐詩》、《樂府詩集》等未見。
(11)《周開射虎歌》，李端（佚）。案：七言古詩（24句），《全唐詩》、《樂府詩集》等未見。
(12)《折楊柳送別》，李端（存）。案：五言古詩（20句），《全唐詩》卷一八、《樂府詩集》卷二二均題“折楊柳”。
(13)《楚王曲》，李端（佚）。案：七言古詩（30句），《全唐詩》、《樂府詩集》等未見。
(14)《胡騰歌》，李端（存）。案：七言古詩（18句），《全唐詩》卷二八四題“胡騰兒（一作歌）”，存19句。
(15)《離歌辭呈司空曙》，李端（存）。案：七言古詩（28句），《全唐詩》卷二八四題“雜歌”。
(16)《莫攀枝》，李益（存）。案：五言絕句，《全唐詩》卷二八三題“金吾子”。
(17)《落花詞》，李南（佚）。案：五言絕句，《全唐詩》、《樂府詩集》等未見。
(18)《秋猿吟》，屈晏（佚）。案：七言古詩（16句），《全唐詩》、《樂府詩集》等未見。
(19)《長門詩》，朱千乘（佚）。案：七言絕句，《全唐詩》、《樂府詩集》等未見。
(20)《霍將軍妓》，崔國輔（佚）。案：雜言古詩（25句），《全唐詩》、《樂府詩集》等未見。
(21)《李尚書美人歌》，沙門法振（佚）。案：雜言古詩（24句），《全唐詩》、《樂府詩集》等未見。
(22)《少室山韋煉師升仙歌》，皇甫冉（存）。案：七言絕句，存《全唐詩》卷二四九。
(23)《薊門北行》，李義仲（存）。案：五言古詩（摘2句），《全唐詩》卷一五八題“薊北行”，署“李希仲”，原詩16句。
(24)《題遐上人院畫古松歌》，朱灣（存）。案：雜言古詩（16句），《全唐詩》卷三六題“題段上人院壁畫古松”。
(25)《湖上對酒行》，張謂（存）。案：七言古詩（12句），存《全唐詩》卷一九七。
(26)《宛丘李明府廳黃崔吟》，崔曙（佚）。案：七言律詩，《全唐詩》、《樂府詩集》等未見。“崔”疑“雀”之誤。
(27)《采蓮女》，李白（存）。案：七言律詩（摘2句），存《全唐詩》卷二一、一六三，題“采蓮曲”。此詩在《全唐詩》中重出，住吉朋彥記作2首。
(28)《宮中行樂》，李白（存）。案：五言排律（摘4句），《全唐詩》卷二八題“宮中行樂詞”，原詩64句。
(29)《放歌行》，張謂（佚）。案：雜言古詩（26句），《全唐詩》、《樂府詩集》等未見。
(30)《梅花行》，鄭遂（佚）。案：五言絕句，《全唐詩》、《樂府詩集》等未見。
(31)《苦熱行》，劉瓊（佚）。案：七言古詩（12句），《全唐詩》、《樂府詩集》等未見。
(32)《扶風行》，劉瓊（佚）。案：七言古詩（16句），《全唐詩》、《
樂府詩集》等未見。
(33)《彈棋歌送崔參軍還常山》，李傾（存）。案：雜言古詩（摘12句），存《全唐詩》卷一三三。原詩14句，題“彈棋歌”，署“李頎”。
(34)《韓大夫＠②驃馬歌》，張九齡（存）。案：七言古詩（摘26句），存《全唐詩》卷一九九。原詩28句，題“衛(wèi)節(jié)度赤驃馬歌”，署“岑參”。
(35)《蜀道招北客吟》，岑參（存）。案：存《文苑英華》卷三五八、《唐文粹》卷三三，題“招北客文”。
三 伏見宮舊藏與世尊寺流
日本發(fā)現(xiàn)的唐代佚書，如《翰林學士集》、《新撰類林抄》、《唐詩卷》、《趙志集》、《唐人送別詩》以及《王勃集》、《文館詞林》、《游仙窟》、《翰苑》等，大多收藏保存在寺院或神社，傳承的經緯比較清晰。然而，《雜抄》卻出自皇族伏見宮家，1958年由宮內廳書陵部接管伏見宮舊藏之前（確切地說，是在2000年3月住吉朋彥撰文介紹之前），無人知道天壤間有這部秘籍。伏見宮舊藏以平安—江戶時代的樂舞書籍為主題，包括大量的樂譜、要訣、章程、實錄、證書等，零星的文書及歸屬不明的斷簡、紙片則別為一篋。書陵部在完成樂書的編目后，著手整理篋中的雜亂文書，結果判明大部分斷簡、紙片歸屬于某部樂書（如封面、包紙、標簽、脫頁等），經修補后分別與本體合璧；惟獨題為“雜抄卷第十四”的唐詩抄本12紙，幾經查核未得僚簡，且內容與其他的日本樂書不同，故單獨加以修復。《雜抄》雖然與其他的樂書有所區(qū)別，但此卷收錄的34首作品（另散文1篇），均是與樂曲關系密邇的樂府類詩（卷尾的散文《蜀道招北客吟》亦可供吟詠），在《雜抄》中歸入“曲下”部類，與其他的日本樂書至少具有間接的關聯(lián)。因此，這部詩卷出現(xiàn)在伏見宮家以樂書為主題的藏書群中，有一定的必然性，大概不會是偶然混入的。
伏見宮家貴為日本皇族，為何擁有令人驚嘆的樂書珍藏？這至少要追溯到14世紀中葉。日本建武三年(1336)，武士頭領足利尊氏起兵攻克皇城京都，囚禁后醍醐天皇，另立光明天皇即位。不久后醍醐天皇趁亂逃脫，在吉野山重新組閣（南朝），形成與京都政權（北朝）對峙的南北割據(jù)局面，史稱“南北朝”。北朝首代光嚴天皇的長子益仁（后改名“興仁”），1348年受禪即位，是為第三代崇光天皇。1351年足立尊氏因內紛投向南朝，北朝一時被廢。崇光天皇出走吉野，旋入河內天野山金剛寺，1357年始得還京，在伏見（地名）筑宮定居。其間從父（時稱“光嚴上皇”）學習琵琶，以排遣胸中郁悶，也許因為心無旁騖，數(shù)年之后盡得真?zhèn)鳌?392年落發(fā)為僧，法號“勝圓心”，更淡視名利，遂潛心樂理。值得一提的是，自后深草天皇(1243-1304)以來，持明院系的歷代天皇，視琵琶的傳習為帝王顯學。這一傳統(tǒng)由光嚴天皇傳至崇光天皇，崇光天皇于1398年去世后，榮仁親王(1351-1416)遂為伏見宮家首代掌門，子孫代代繼承祖業(yè)而猶重樂道。
明治維新(1868)后，從伏見宮分出梨本、山階、久邇、小松、華頂、北白川、東伏見、賀陽、朝香、東久邇、竹田11支，本家則延續(xù)到1947年第24代博明王脫離皇籍為止。伏見宮家從崇光天皇開始傳習琵琶，同時著手搜集相關樂書，經后代的不懈努力，家藏樂書日漸富贍，終于形成日本歷史上別具一格的專題收藏。伏見宮舊藏捐獻給宮內廳書陵部之后，曾引起社會的廣泛注目，諸如《琵琶譜》等珍籍陸續(xù)影印出版，裨益學界已久。（注：《伏見宮舊藏樂書集成》（共3卷），由宮內廳書陵部收入“圖書寮叢刊”，分別于1988年、1995年、1998年出版。）
關于《雜抄》入藏伏見宮家的經緯及時期，由于沒有任何文字記載和實物佐證，目前還無法作出相應的判定。佚存日本的唐人詩卷，屬于唐原抄本還是日本抄本，要作出準確的判定并非易事。尤其是奈良時代(710-794)，日本抄本多用唐紙，書法追隨唐風，避諱等一依其舊，一旦缺損卷末的抄手跋記，難以確定抄本的歸屬。（注：如一直被認為是唐抄本的《翰林學士集》，最近藏中進教授從紙背文書等分析，指出了日本抄本的可能性。參見藏中進《真福寺本〈翰林學士集〉的傳承》，載《亞洲游學》第27期，勉誠出版2001年5月。）《雜抄》的情況如何呢？書陵部在修補殘卷時，發(fā)現(xiàn)卷尾（第47面）左肩有長條形貼紙痕跡，后從雜紙中找出剝脫的紙札，上書“世尊寺殿定實卿／雜抄卷第十四”，字體與本文不同；下端鈐有陽文印章一顆，經比照《和漢書畫古筆鑒定家印譜》，（注：參見伊井春樹等編《古筆切提要——復制手鑒索引》，淡交社1984年1月版，第432頁。）判識是朝倉茂入的專用鑒定印，據(jù)此可以認定《雜抄》殘卷系日本抄本。
附圖
圖二 《雜抄》卷尾
日本平安初期（9世紀前期），嵯峨天皇、空海、橘逸勢鼎立書壇，一味追隨晉唐書風，號為“三筆”。寬平六年(894)廢止遣唐使后，書法界出現(xiàn)向民族精神回歸的趨勢，小野道風、藤原佐理、藤原行成相繼崛起，標志和風書法的勃興，人稱“三跡”。藤原行成開創(chuàng)的一派稱“世尊寺流”，傳至第17代藤原行季(1476-1532)，作為宮廷的御用書家，稱雄書壇達半個多世紀。“世尊寺殿定實卿”即藤原定實，系世尊寺流的第4代，據(jù)《公卿補任》和《中右記》等記載，治歷四年(1068)敘爵，元永二年(1119)致仕出家，存世作品以元永三年(1120)抄寫的《古今和歌集》20卷（日本國寶）最著名�！峨s抄》殘卷如果出自藤原定實手筆，不僅在書法史上意義重大，而且可以確定抄寫年代在11世紀末或12世紀初。然而，這張貼紙既非原抄本跋記，亦不似抄手自謂之詞，所以不能憑此孤證草率定論。
那么，這張貼紙出自何人之手呢？此人便是在貼紙下端捺印的朝倉茂入。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初期，出現(xiàn)一位鑒定書法作品的大家古筆了佐(1572-1662)，門下俊足輩出，朝倉茂入（號“道順”）亦為其一。古筆家將歷代經眼的稀世珍品制成樣本，供鑒定時參考，此即傳世的《藻鹽草》和《翰墨城》，俱被指定為日本國寶。
綜上所述，大約在17世紀中葉，伏見宮家曾委托朝倉茂入鑒定《雜抄》殘卷，朝倉茂入斷為藤原定實手筆。朝倉茂入依據(jù)什么下此定論，目前不得而知。不過，《藻鹽草》收有《新撰類林抄》等多種唐人詩歌斷簡，佐證古筆家對鑒定唐人詩卷頗有經驗，朝倉茂入的鑒定當有所據(jù)。
四 成書年代與編者國籍
伏見宮舊藏《雜抄》雖是殘卷，但迄今未發(fā)現(xiàn)其他傳本，故堪稱天下唯一孤本，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和史料價值。然而，由于旁證資料非常匱乏，許多謎團一時還不易揭開。下面擬對《雜抄》的成書年代及編者作些考證和推測。
（一）《雜抄》的成書年代。《雜抄》殘卷共收20名作者的35篇作品，這些詩人大多活躍于盛唐至中唐。茲將新舊《唐書》及《全唐詩》等列傳的14人（李頎、李希仲從《全唐詩》），按出生年代的順序排列如次。（注：參照小川環(huán)樹著《唐詩概說》附錄《唐代詩人年表》，巖波書店1997年7月版。）
張九齡：儀鳳三年(678)—開元二十八年(740)
李頎：天授元年(690)—約天寶十年(751)
李白：長安元年(701)—寶應元年(762)
崔曙：約長安四年(704)—開元二十七年(739)
崔國輔：？—天寶十四年
(755)
岑參：開元三年(715)—大歷五年(770)
錢起：開元十年(722)—約建中元年(780)
皇甫冉：開元十一年(723)—大歷二年(767)
李希仲：？—天寶年間(742-756)—？
張謂：？—建中元年(780)—？
李端：天寶二年(743)—約建中三年(782)
李益：天寶七年(748)—太和元年(827)
法振：？—大歷貞元間(766-805)—？
朱灣：？—貞元元和間(785-821)—？
余下的6人，“令狐公”如據(jù)住吉朋彥推斷即“令狐楚”，則生于大歷元年(766)，卒于開成二年(837)，與朱灣約為同時期人；“朱千乘”中國文獻無傳，但據(jù)日本文獻《高野大師御廣傳》，元和元年(806)贈詩空海，并有《朱千乘詩》一卷傳入日本。至于李南、屈晏、劉瓊、鄭遂4人，住吉朋彥認為行宜無考，然《舊唐書》（卷二六《禮儀志》）載有“太學博士直弘文館鄭遂等七人”的奏議，時在太和六年(832)；（注：《舊唐書》未提到鄭遂作詩事跡，故與《雜抄》中的鄭遂是否同一人物，暫時存疑。）又《藝文類聚》引謝承《后漢書》和《抱樸子》，兩次提到“李南”，則李南或許是唐代以前之人。
綜上所述，《雜抄》中出現(xiàn)的作者，以朱灣、令狐楚、朱千乘等中唐詩人為最晚，而未雜入晚唐詩人的作品，推測成書約在9世紀前期。
�。ǘ┚幷叩膰！峨s抄》之名未曾見諸歷代文獻輯錄，殘卷本身亦無相關記載，所以要考定編者是何人，在目前的狀況下近乎不可能。下面退而求其次，對編者的國籍作一番推論�！峨s抄》殘卷中出現(xiàn)的20名詩人中，朱千乘、鄭遂、李南、屈晏、劉瓊5人，作品均未收入《全唐詩》，其中可以確定是唐人者，僅朱千乘一人而已。朱千乘其人，雖然唐代文獻中未留下任何痕跡，但在日本史籍中卻多次亮相。（注：朱千乘的佚詩及事跡，參見拙文《唐人贈空海送別詩》（載《亞洲游學》第27號，勉誠出版2001年5月）、《唐詩中的空海像》（載《國文學解釋與鑒賞》第66卷第5號，至文堂2001年5月）。）(1)入唐僧空海于元和元年(806)學成歸國，抵越州時朱千乘等5人賦詩相送，朱千乘詩題《送日本國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貢方物而□□□□歸海東詩》，并附長篇敘文，自署“前試衛(wèi)尉寺丞”。上述唐人送別詩5首并敘文1篇，俱見空海傳記《高野大師御廣傳》。(2)佚存日本的唐人詩集《新撰類林抄》，收朱千乘詩二首，即《山莊早春連雨即事》（七言律詩）和《早春霽后山莊即事》（五言古詩）。(3)大江維時(888-963)編撰的《千載佳句》（四時部春興類）錄朱千乘詩2句：“錦纜扁舟花岸靜，玉壺春酒管弦清�！笔泻訉掿S（河世寧）輯入《全唐詩逸》。以上詩4首（其一存2句。加上《雜抄》所收1首，共計5首）及敘1篇，中國均不傳，（注：陸心源《唐文續(xù)拾》（卷五）所錄《送日本國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貢方物而歸海東詩序》，輯自空海傳記。）可知朱千乘在唐代屬于默默無聞之輩。然而，其詩文在日本流播甚廣，尤其被膾炙人口的《千載佳句》引載，必有特殊的因緣在內。
翻檢空海的《性靈集》（卷四），有日本弘仁三年(812)空海向嵯峨天皇進獻書籍的《獻雜文表》，茲抄目錄如下：
《急就章》1卷，《王昌齡集》1卷，《雜詩集》1卷，《朱晝詩》1卷，《朱千乘詩》1卷，《雜文》1卷，《王智章詩》1卷，《贊》1卷，《詔敕》1卷，《譯經圖記》1卷。
這些書籍皆系空海赴唐留學期間所獲，空海雖以求學密教（回國后創(chuàng)立真言宗）為本務，但對書法和詩文亦精研不懈，朱千乘在送別詩中稱他“文字冠儒宗”，當非虛言。正因為如此，空海將大量唐人詩集帶回日本。（注：據(jù)《性靈集》（卷四），空海還向嵯峨天皇獻納過《劉希夷集》4卷、《徐侍郎寶林寺詩》1卷等。）值得注意的是，空海的進獻目錄中包括《朱千乘詩》1卷。據(jù)此，我們或許可以提出一種假設：朱千乘的詩作在中國不傳，卻在現(xiàn)存日本的詩集中與李白、王維等名流為伍，那么這些詩歌或許采自空海攜歸的《朱千乘詩》；進而言之，《雜抄》及《新撰類林抄》很可能與《千載佳句》一樣，是日本人根據(jù)從唐攜歸的詩集選編而成的。此外，還須一提的是，《雜抄》中有6首詩僅摘2-4句，約占總數(shù)的六分之一強。李端、錢起、李希仲、李白的作品均見于其他詩集，不錄全詩而僅摘佳句，乃日本平安時代文人把玩唐詩之慣技，前面提到的《千載佳句》就通篇如此，這顯然不是中國人鑒賞唐詩的做法。
五 《雜抄》與《新撰類林抄》
佚存日本的唐人詩集中，《新撰類林抄》錄詩40首，其中16首《全唐詩》及輯佚類未收，因而受到廣泛關注。（注：最近久保木秀夫又從斷簡中發(fā)現(xiàn)數(shù)首，詳見久保木秀夫《傳空海南院切〈新撰類林抄〉斷簡》，載王勇等編著《奈良平安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以“書籍之路”為視點》，農文協(xié)2001年9月版。）《雜抄》與《新撰類林抄》均以收錄唐詩為主，包含大量唐代佚詩，其性質類乎“唐人選唐詩”。（注：小川環(huán)樹認為，《新撰類林抄》介乎《河岳英靈集》至《搜玉小集》的10種“唐人選唐詩”中，價值之高毋庸置疑。參見小川環(huán)樹《〈新撰類林抄〉校讀記》，載《小川環(huán)樹著作集》第2卷，筑摩書房1997年2月版。）然而，上述兩書雖屬唐人詩集，卻未必是唐人所編。兩者具有的一些共同特征，與唐人編選的唐詩集有所不同，筆者據(jù)此懷疑是日本人所編，稱之為“日人選唐詩”或許更恰當。
首先，兩書均與空海關系密切。如前所述，朱千乘的詩通過空海傳入日本，《新撰類林抄》錄2首，《雜抄》收1首，推測與空海攜歸的《朱千乘詩》1卷有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京都國立博物館藏《新撰類林抄》（日本國寶）殘卷抄本，世傳出自空海手筆，散存各處的斷簡習稱“南院切”，亦與空海有關。（注：此處的“南院”，系空海在東大寺所建，相關文書的斷簡世稱“南院切”。）此外，《千載佳句》摘錄朱千乘詩2句，小川環(huán)樹博士認為有可能采自《新撰類林抄》，（注：小川環(huán)樹《〈新撰類林抄〉校讀記》，載《小川環(huán)樹著作集》第2卷，筑摩書房1997年2月版。）現(xiàn)在看來直接取自《朱千乘詩》的可能性更大。
其次，兩書中收錄作品的詩人，均活躍于盛唐至中唐�！缎伦惲殖分械淖髡叱烨С酥猓甏煽颊呔诳蘸w國(806)前去世；《雜抄》的情況大抵類同，李益、法振、朱灣、令狐楚（令狐公）雖年代稍晚，但在空海歸國前皆有詩名。由此看來，上述詩人的作品由空海攜帶回國，然后在日本編撰成集，也不是毫無可能的了。
再則，兩書均含唐代無聞之士的作品�！缎伦惲殖罚ò〝嗪啠┲械暮芜d、惠敏、王綬、韋碩（韋顧？）、解叔祿、朱頓不見于唐宋文獻，其中何遜《梁書》等有傳，新舊《唐書》載《何遜集》8卷，《宋史》作“詩集五卷”，則上述6人中或含唐以前人�！峨s抄》中亦有行宜不詳者4人，如李南者恐怕是唐以前人。唐詩集中雜入前朝人作品，有違“唐人選唐詩”規(guī)范，不似出自唐人之手。
最后，兩書中有多名詩人重合。《雜抄》的詩人20名中，與《新撰類林抄》的作者重合的，有以下7人：李頎、李白、岑參、錢起、皇甫冉、李端、朱千乘。其中李頎、李端、朱千乘的作品多屬佚詩，或許3人均有詩集別本傳入日本。
如上所述，《雜抄》
與《新撰類林抄》雖然書名不同，但有如此多的相似之處，使人懷疑兩者是否屬于同書異卷。我們來比較一下兩書的題記方式：
《雜抄》：雜抄卷第十四
曲下
《新撰類林抄》：新撰類林抄卷第四 第三帙上
春 閑散上
如果兩書互為僚卷，那么原來的書名應該是《新撰類林抄》，《雜抄》只是略稱而已。也許有人會提出疑問：《雜抄》以詩別類，《新撰類林抄》以主題分卷，兩者體裁相左，怎能歸屬同一部詩集？不過，這種情況還是存在的。如唐詩總集《文苑英華》，近體詩按主題分類，樂府詩和歌行類則另立部類。這種風氣也影響到日本，弘仁八年(817)編撰的《文華秀麗集》，143首作品按如下11門類編次：游覽（14首）、宴集（4首）、餞別（10首）、贈答（13首）、詠史（4首）、述懷（5首）、艷情（11首）、樂府（9首）、梵門（10首）、哀傷（15首）、雜詠（48首）。《雜抄》原本的部類究竟如何，從《文苑英華》及《文華秀麗集》類推，并參照《新撰類林抄》，前面部分很可能按主題分門別類，“卷第十四／曲下”即使不是末卷，大概也已接近全集的尾聲。
《雜抄》與《新撰類林抄》盡管有諸多類似之處，但兩者的關系究竟如何，現(xiàn)在只能作些臆測而已，我們期待著《雜抄》或《新撰類林抄》僚卷的發(fā)現(xiàn)。
六 結語
檢索《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未見《雜抄》書名；宋代諸家目錄，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尤袤《遂初堂書目》等，亦不錄同名詩集。9世紀末編撰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總數(shù)達1586部（17160卷），（注：據(jù)矢島玄亮著《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集證與研究》，汲古書院1984年9月版。）乃當時日本收藏漢籍之總目錄。其中雖多唐人詩集，也沒有輯錄《雜抄》。然而總集類中多有含“雜”“抄”的書名，如《隋書》（經籍志）載《雜都賦》、《雜詩》、《詩鈔》、《雜詩鈔》、《詩集鈔》，《舊唐書》（經籍志）載《霸朝雜集》、《集鈔》等。
空海從唐攜歸的詩集中，有《雜詩集》1卷，事見弘仁三年(812)的《獻雜文表》。（注：空�！缎造`集》卷四。）江戶時代惠范編撰的《諸師制作目錄》，在“空海”條下輯有“雜抄一卷”，雖書名相同，但是卷帙不符。
本文后半對《雜抄》的成書年代及編者作了種種猜測和推論，最終還是無法導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不過可以斷定的是，《雜抄》的成書和流傳，與空海攜歸的資料有關，如果此書系日本人所編，編者即使不是空海，恐怕也是其門徒之輩。
字庫未存字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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