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貧困生涯的轉折點與反貧困干預

提要：本文以貧困生涯進入的轉折點概念來描述個體和社區(qū)層面貧困發(fā)生的原因。本文基于實地調查和理論梳理，指出目前反貧困在戰(zhàn)略上和操作層面針對貧困轉折所做的適時干預遠遠不夠。

最近有關中國的貧困和反貧困的一大新聞是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堅稱：中國去年絕對貧困人口（年均收入687元以下者）不僅沒有減少，而且比前一年增加80萬1。這一消息在反貧困業(yè)內引起一片嘩然，各種批評，討論和對策也紛紛出來了2。雖然一些批評指責官方關于貧困人口增加的原因“語焉不詳”，但筆者認為劉堅關于貧困反彈和“主要表現”3的話已經足夠使我們清楚地看出今天中國的“貧困”的主要現象是什么。從這一點來說，以下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一些要求官方清楚解釋中國的反貧困出了什么毛病和提出有效對策的要求。這篇文章本是為中國扶貧基金會去年的一個項目而準備的，因此它不是對國務院扶貧辦的消息的馬后炮式反應。

反貧困戰(zhàn)略的轉型及干預活動的問題

中國的反貧困作為一種戰(zhàn)略提出是在1984年4。反貧困的主流模式到今天已經改變過數次。從扶貧的模式來看，經由救濟式扶貧、開發(fā)式扶貧到變成今天的扶貧到戶和以人為中心5的過程。而從針對的單位來說，則經歷了以縣為單位到以村為單位的變化。從扶貧的主體來說，則從國家和國際援助機構等外部組織，通過自上而下的介入為主，變?yōu)槎嘣�主體的參與式扶貧為主的模式。此外一種變化是大規(guī)模的貧困人口聚集于某個地理區(qū)域的現象已經越來越少6，貧困人口的大多數變?yōu)橐缘赜蚍稚⒌摹安寤ㄘ毨А焙蜕鐓^(qū)內的個別貧困為主7。在此過程中有三個特征正在日益突顯出來。它們是：扶貧干預措施及其活動越來越精細化，越來越以農戶/個人為中心，越來越強調被扶持對象的主動參與8。

本文提出的問題正是以上述反貧困戰(zhàn)略的當前方向：即以人為中心的參與式扶貧為背景，提出的問題和解決方式也是針對這一反貧困的新路徑目前存在的問題而發(fā)的。

例如，雖然強調自下而上和賦權的參與式扶貧已經成為主流的話語，但是在扶貧實際活動中，自上而下的路徑仍然是主要的操作模式9。其次，強調以人為中心的干預活動更經常體現為以現代性假設和工具理性為價值的規(guī)訓和管制窮人的措施10。這些干預措施的實際效果經常體現為管制窮人，而非幫助窮人脫離貧窮（如果將貧困當作一種社會地位來理解的話）。

我們意識到以上問題的出現是與反貧困/發(fā)展領域一直是多種知識話語和不同利益群體爭戰(zhàn)的地方有關。簡單地說在實踐層面的問題經常是由于不同的中介或操作者根據自己的行動事項（agendas）選擇和決定的結果，這種選擇不一定是反貧困知識－政策的制作者所期望的。但是在撇開反貧困作為意識形態(tài)和權力利益紛爭的狀況不談，我們認為在實踐層面，即使是強調以人為中心，以規(guī)范的參與式為范式的反貧困活動也有著干預活動非動態(tài)的和信息滯后的毛病。

概括起來說，以下幾點是一般的反貧困活動普遍存在的問題。

其一，貧困戶確定的準確率不高11；

其二，貧困指標是外部性指標，不能反映貧困的個別性和地方性特征。這種以統計性的純收入/支出指標來衡量貧困的做法，不能反映當前貧困的地方性和相對性特征，更不能反映貧困的社會地位性特征。

其三，反貧困措施的滯后補償。貧困戶的確定和反貧困干預措施，一般都給人予非歷史的印象，好像貧困是永遠如斯的社會結構的一部分，因此不關注“時間”因素。在實踐層面也是“貧困戶“/貧困地區(qū)經常一定多年不變，而且干預經常是馬后炮式的，不能反映和應對貧困發(fā)生的動態(tài)性，因此措施和干預活動的到位也常常是滯后的。貧困戶確定的錯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這種馬后炮式反貧困引起的。

其四，引發(fā)貧困而非減輕貧困。一些反貧困干預起到與反貧困目標相反的作用12。

貧困轉折點干預：假設和驗證

貧困轉折點的提出：學術背景及假設

我們根據多年的反貧困經驗，總結和反思過往的反貧困路徑和模式后，不僅發(fā)現以上提出的問題，而且開始思考針對這些問題的可能解決辦法。貧困生涯轉折點干預的設想就是這種經驗反思和理論探尋的結果。

貧困生涯轉折點的說法雖然以前沒有理論提到過，但它的提出絕非空穴來風�！稗D折點”及其對貧困生涯建構意義的靈感可以說是得自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關于生命歷程（life　course）建構與轉折點研究的啟示的13。例如，社會學家Glen　Elder在1970年代首先運用生命歷程分析的概念來研究三十年代大蕭條一代人的人生生涯。后來人類學家Caroline　B.　Brettell將Elder的方法用來研究人生建構與轉折點的關系。她在研究性別建構與人生轉折點的關系時，討論移民、結婚或成家和財產繼承這樣三種人生轉折點對于葡萄牙人（特別是鄉(xiāng)下人）的性別建構的意義。筆者最近對一個云南農民社區(qū)的研究則將個人生活歷程與社區(qū)事件和宏觀社會語境相接合，討論以村落社區(qū)為生活框架的家庭和家庭成員的生活歷程。筆者的討論將該社區(qū)內一些人的貧困生涯（以經濟性和社會邊緣性的雙重貧困者為例）建構與其家庭－社區(qū)事件的歷程與歷史時間的交匯相聯系。此外我們注意到英國的一個研究小組最近也提出了從生命歷程的路徑來研究貧困和社會排斥的建議14。

基于以上這些研究和發(fā)現，我們假設：貧困（指個人/家庭層面）是一種與特定的人生轉折點相聯系的人生建構過程15。貧困生涯的建構與其他的人生歷程：如女性生涯、成功者生涯、英雄生涯甚或盜賊生涯等等的建構相似。也就是說，個人/家庭的貧困生涯也是由特定歷史時間，社會時間16和家庭時間等因素的交匯而建構的。如果套用ELDER關于人生歷程研究應該注意的“三個時間性交互依賴的重要方面”的話來說，貧困生涯的建構也有類似的三個重要方面：第一，在貧困生涯建構中，個人/家庭/社區(qū)的事件經常作為步入貧困生活的轉折點出現。第二，特定社會語境下的人對人生的轉變（包括貧困的進入）有著規(guī)范性的界定和預期。這種界定和預期具有建構貧困生涯的作用。換一句通俗的話來說，人們總是將某種特定的轉變的出現定義為“貧困”，然后以規(guī)范性的預期來再定義和解釋貧困生涯。第三，貧困生涯的建構是由特定歷史時間，社會時間和家庭時間等因素的交匯而成的。

以上關于轉折點對人生歷程（包括貧困生涯在內）建構的影響意義，如果用通俗的話來表述則很好理解。例如，我們所說的轉折點其實就是一些人生的“坎兒”。一般人在評價別人遭遇這種人生的坎兒（轉折）時會說：“不知道他/她這回能不能越過這道坎兒”。而中國古話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就是講的轉折點與規(guī)范的或社會期望的人生建構的道理。一個人在三十歲時，應該成家立業(yè)了。這是一個人（特別是男人）成熟的轉折和標志。如果到三十歲這樣一把年紀還是光棍一條，仍然沒有像樣的職業(yè)，那么就可以說人生不成功了。貧困可以說就是越不過人生遭遇的坎兒，就是其生命歷程中的轉變不符合規(guī)范的“做人”預期。論文進入貧困生涯的轉折點與反貧困干預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f?hBS=A(o R#46OtcSZE{kf9M)Y6英語畢業(yè)論文/!NqcvZwn8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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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可以從生命歷程建構與轉折點關系來看轉折點與貧困生涯步入的關系外，社會學中關于越軌生涯建構的研究也能得出類似的假設。從社會控制研究的意義上說，貧困就是一種社會越軌。社會學社會控制理論中的標簽學派17從符號互動論出發(fā)，提出越軌是社會控制本身的產物18。參照這一理論我們可以將貧困的建構視為首先由“個人/家庭/社區(qū)事件遭遇”而步入的狀態(tài)（相當與初級越軌），然后在個人/家庭與其他人和條件因素的互動中進一步牢固化或標簽化（相當于次級越軌階段）的社會地位。

以上關于貧困生涯的建構和貧困“標簽化”過程的假設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貧困是一種復雜的生涯狀態(tài)的建構。在貧困建構中體現了多重權力、利益和文化關系的相互介入、對話、斗爭和適應。其中有全球性的發(fā)展工業(yè)話語及其系統的進入，有特定地區(qū)或國家的行動者為政治/經濟利益而做出的回應和相應的對屬地內某些居民的狀態(tài)定義、分類、確認和解釋，也有特定的地方性和特定個人為了生存而作的選擇和接受。

第二，貧困建構雖然是如此復雜的生涯建構過程，但總是體現為一種內于時間的“進入”和“步出”的狀態(tài)（從一定意義上說是相對的和社會性的狀態(tài)）。因此，貧困生涯（對于一般人來說）是經由某種人生的“轉折點”進入的。由此，可以將“轉折點”作為進入貧困和貧困生涯建構的一個重要變量提出來。這種轉折點既可能是個人的偶然性際遇，也可能是個人/家庭在特定歷史時間下遭遇的事件�？偠�言之，從站在反貧困項目設計和操作者的立場來說，針對轉折點的適時干預應該是一個比較有效的避免許多人/家庭/社區(qū)轉入“貧困”陷井（標簽）的計劃。我們因此將這種貧困生涯建構和相應的干預設想稱為：貧困轉折點干預。

除了以上學術研究的結果以外，我們在過去的反貧困實踐中也發(fā)現扶貧對象－窮人及其所屬的社區(qū)民眾，對于貧困的建構和反貧困干預有著他們獨特的理解。他們對于貧困的理解也與上述學術性的發(fā)現是相吻合的。

人生轉折點與貧困的建構：　參與性貧困評估的發(fā)現

預測性評估和貧困轉折點

在最近兩年對中國扶貧基金會在麗江的母嬰項目區(qū)進行貧困評估時，我們發(fā)現農民在解釋貧困戶確認不準確的原因時，除如一般想象的那樣會抱怨基層官員“照顧關系”之類的“腐敗”外，認為另外一個主要原因是國家的貧困登記一定數年（例如在麗江，最近一次確認是1999年），不能反映農民生活動態(tài)變遷的實際。例如一個村的村長是登記的貧困戶。此人被選為村長是2000年。自從當上村長，他的個人月工資就有450元（為國家發(fā)給），一年便有5000元農業(yè)收入之外的收入。

農民自己是如何評估貧困呢？

我們發(fā)現，農民在評估貧困時，往往采用一種動態(tài)的“影響預測”式和確定人生轉折點式的評估來描述貧困。例如，他們將可能在最近要生孩子者或可能將有孩子上學者未來可能的困難作為評估窮富的標準。在這種評估中,農民一般將這些家庭事件的出現當作一個家庭步入貧困的轉折點。事實上貧困戶也經常使用人生轉折點的方式來描述自家的貧困原因和貧困歷程。例如在筆者最近主持的內蒙古科爾沁草原的貧困評估中,參與評估的窮人一般都要描繪自己的貧窮是“自從某一年家里某某得病以后，日子越來越不好過”等等。摘自：朱曉陽　傅麗：《內蒙古科爾沁草原的參與式貧困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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