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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領袖與圣人迷信
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到底是反迷信的主體還是迷信的溫床？中國知識分子有沒有個體立場？進而中國知識分子有沒有堅守個體立場的能力和意志力？我們許多“文化先鋒”貌似獨立，其實骨子里傳統(tǒng)的東西依然深深地誘導著他們，四處尋找依托。今天，這種依托對象有所改變，有的找到了宗教絕對；有的找到了世俗的道德絕對；有的找到了歷史絕對。更多的知識分子則是棲居在他們的話語領袖――魯迅的身體里，這是一種話語領袖迷信。這種魯迅迷信在中國當代經(jīng)歷了數(shù)次高潮，最近的一次則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人文精神大討論開始，至今一直沒有退潮。
文人喜歡迷信他們的圣人，如果說中國傳統(tǒng)文人的圣人是孔子，幾千年來這些傳統(tǒng)文人的工作一直就是就是注釋、詮解他們的圣人孔子的思想和言論；而中國當代人文的圣人則是魯迅，他們無論說什么都會不由自主地想到魯迅，在魯迅面前，他們永遠是下跪著的，瞧瞧他們吧，稱呼魯迅，他們竟然直接就用“先生”，在他們的意識里“先生”就是魯迅，而魯迅就是“先生”，不僅僅是他們的先生還是整個世界的先生，這是多么讓人惡心，讓人感到荒謬的稱呼啊。
1949年以后中國有好些神。魯迅是其中特別的一個，而且是一根線索。當代“人文知識主義”分子，若要真正地研究一下他們精神資源，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可以找到他們的祖師爺魯迅那里，他們只不過是魯迅的話語鸚鵡而已，他們說得越多，他們對魯迅這個話語領袖的迷信就暴露得越多。20世紀已經(jīng)過去，反思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走過的歷程，魯迅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對象。49年以后他成了文化領域“最堅定”、“最正確”、“最偉大”的代名詞，文革中他更是到了神的地位，知識分子必須通過魯迅來說話，用魯迅語錄、魯迅文本來說話。文革后，人們依然沒有忘記魯迅，魯迅不是象某些人所預期地那樣會失去崇拜，而是崇拜者更多了，面對市場經(jīng)濟帶來的精神失范人們再次想起了魯迅，如“人文精神大討論”。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目中，魯迅已成為一個理念。仿佛居于魯迅當中或者自居于魯迅的對立面，人們就占有了某種力量，占有了某種武器，說話就仿佛有了底氣。魯迅似乎成了一個救星，當人們碰到無法解決的問題時，就拉出魯迅來討論一番。在魯迅面前當代人是焦慮的，或者可以說魯迅是當代知識分子的核心焦慮之一。魯迅已經(jīng)成了一個“千面郎君”，他時而是體制的工具，左翼的利劍，時而是右翼的武器。――就此我們說魯迅身上已經(jīng)擁有了個人迷信所需要的一切要素。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市場經(jīng)濟以來的中國“人文主義派”知識分子，對魯迅依賴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魯迅的獨戰(zhàn)多數(shù)的人格，一是魯迅獨特的顛覆主義的話語系統(tǒng)，中國知識分子沒有自己的話語，沒有自己獨特的思想立場，話語方式，只有借魯迅說話，這是一種本質上的欠缺。在這方面，本應成為反迷信的主體的知識分子恰恰沒有履行他們的使命，而是相反，他們自己倒是首先成了迷信的溫床。中國知識分子常常有一種造神的沖動，在歷次政治領袖造身中有他們的身影，而對他們自己，則是制造話語“神”魯迅，“神化魯迅”，把魯迅變成神，然后居住在神里面。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一直都在批判民眾的迷信和盲從，實際上知識分子自己沒有看到迷信魯迅的時候自己也犯著同樣的錯誤。
魯迅是中國２０世紀最偉大最富于影響力的作家、思想家，他的影響大到試圖否定他的人也不得不肯定他，大到與他沒有關系的人也要與他攀上關系，他的魅力是經(jīng)久不衰。他是一個百寶囊。不同時代的人們，同一時代抱著不同目的的人們都可以在他的身上找到各自想要的東西。中國現(xiàn)代以來，中國當代的文學知識分子與魯迅都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F(xiàn)今魯迅更成了某些知識分子的一個角色假面，一種身份姿態(tài)。文革中魯迅成了毛澤東以外唯一一個印了語錄本的人，他是意識形態(tài)唯一允許的文學話語，借魯迅說話成了文學知識分子的一個不得已的職業(yè)本領，最終也成了他們的無意識中的一個本能，誰想在這個領域里說話誰就得戴上魯迅這個假面，用這個姿態(tài)。上世紀８０年代，政治權杖悄悄地隱退，但是，魯迅這個名字不但沒有象一些海外學者所預言的那樣被其他名字取代或者成為冷嘲熱諷的對象，相反，他依然占據(jù)著文學知識分子的話語中心，他魅力不減甚至更盛，新啟蒙運動中，“啟蒙家魯迅”成為新啟蒙話語的一個中心語項。９０年代中期以來新一輪魯迅熱又再度興起。近年，中國知識分子的魯迅姿態(tài)的一個重要走向是道德理想主義。在這一部分知識分子那里魯迅在歷史上那種著名的“否定者”形象成了反抗市場經(jīng)濟下人的精神墮落的理想偶像，魯迅式的憤世嫉俗成了他們精神寄托。他們在魯迅那里找到的不是“革命家”魯迅，也不是“啟蒙者”魯迅，而是別一種英雄－－目光冰冷透骨、精神漆黑如夜、以詛咒對待庸眾的憤世嫉俗者，文學知識分子在魯迅那里尋找的是一個反抗投降（無論是在物欲還是在其他壓力）的孤獨的勇士。張煒在《拒絕寬容》一文中說：“我懷疑他們在用這一獨特的方式為自己不夠磊落和體面的昨日辯解�！薄拔医^不寬容，相反我要學那位偉大的老人�！粋�都不寬容’”�！澳切┭员胤Q‘寬容’的人還是先學會‘仇恨’吧！”此外尚有李銳的《虛無之海，精神之塔》、張承志的《致先生書》等等。在這一脈魯迅的意義類似于柏拉圖所說的理念，當人們在現(xiàn)實中感到怯懦，感到有什么東西難以抵抗時，人們就開始懷念他，通過懷念他，人們居住于他的烏托邦里，而人們在似乎是分享了魯迅這個“理念”重新獲得一種魯迅“姿態(tài)”之后才重新成為知識分子，獲得在這個“污濁的”世界上存在的勇氣，獲得“以一人之力和整個世界為敵”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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