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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玉順:“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義的兩大脫離
摘要 五四傳統(tǒng)的精神實質(zhì)并不是表層的“民主與科學”,而是深層的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拔逅摹弊杂芍髁x既脫離當時的現(xiàn)實,又脫離中國的傳統(tǒng)。就其嚴重脫離傳統(tǒng)而言,中國自由主義與西方自由主義是截然不同的,這是他們迄今為止總是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西方自由主義乃是與其“二!保ü畔ED、希伯萊)傳統(tǒng)對接的。中國文化傳統(tǒng)亦自有其自由精神,問題只是在于如何對這種自由精神傳統(tǒng)進行現(xiàn)代化轉(zhuǎn)換。
關(guān)鍵詞 五四;自由主義;自由;傳統(tǒng);現(xiàn)實
“五四”思想文化運動是如此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的中國,以至直到今天、乃至可以預見的未來若干年,我們?nèi)匀徊坏貌辉谒鶆澏ǖ乃枷胛幕窬謨?nèi)去思想、去行動。因此,“五四”是值得我們?nèi)シ磸途捉阑匚兜。我們必須不斷地根?jù)新的經(jīng)驗,對它發(fā)出新的詢問。值此世紀之交,本文試對“五四”精神的本質(zhì)及其缺陷作一番新的審視。1.“五四”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
五四運動何以發(fā)生?什么是它的精神本質(zhì)?什么是它的真精神、真?zhèn)鹘y(tǒng)?對此,恐怕許多人會立即作出反應:“德先生”和“賽先生”──民主與科學。誠然,五四運動的基本精神中包括民主與科學,對此,早在1919年春,這場運動的精神領(lǐng)袖陳獨秀在他那篇著名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便已“布告天下”:
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和賽因斯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jié)、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shù)、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我們現(xiàn)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shù)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這篇“答辯”確然給人以強烈的印象:《新青年》、進而整個五四運動,其宗旨不外乎民主與科學。八十多年來,“民主與科學”一直被作為五四運動的當然代碼。然而人們往往只看到了五四運動的工具層面的東西,而沒有看到它的目的層面的東西。其實不僅科學只是人類意志的一種工具,民主亦復如此。所以,我們不妨作進一步的追問:
五四運動為什么要高揚民主與科學?究竟是誰站在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背后?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再回頭去看看陳獨秀是怎么說的:“我們現(xiàn)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shù)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蹦闱疲陉惇毿阈哪恐,引進民主與科學的目的,乃在于“救治中國”。原來如此。說到底,五四運動真正的精神動力,仍然是“救亡圖存”這個自近代以來的強大主題,換句話說,是民族主義。早在《新青年》創(chuàng)刊之初,陳獨秀便在《敬告青年》中寫道:
吾國之社會,其隆盛耶?抑將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陳腐朽敗之分子,一聽其天然之淘汰,……固有之人倫、法律、學術(shù)、禮俗,無一非封建制度之遺,……則驅(qū)吾民于二十世紀之世界以外,納之奴隸牛馬黑暗溝中而已,復何說哉!于此而言保守,誠不知為何項制度文物,可以適用生存于今世。吾寧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xiàn)在及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于削滅也!瓏穸鵁o世界智識,其國將何以圖存于世界之中?……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quán)并重。
這篇發(fā)刊詞一開始便已宣示了五四運動的精神基調(diào),那就是民族主義。所謂“科學與人權(quán)并重”,便是后來所說的“民主與科學”,它們不是目的,而是“其國將何以圖存于世界之中”的手段。陳獨秀一生思想數(shù)變,而民族主義則是其一以貫之的精神。
不特陳獨秀,五四時期的思想精英們無不以民族主義精神為動力;而且不特五四時期,中國近代以來的所有思潮無不貫穿民族主義精神。林毓生曾指出:“中國接受西方的思想和價值觀念,主要是以中國的民族主義為基礎(chǔ)的!盵1]這是頗有見地的。民族主義,這實在是理解中國近代、現(xiàn)代、當代歷史的一把鑰匙。這是有其深刻的世界歷史背景的:民族主義同時也是理解整個世界現(xiàn)代歷史的一大關(guān)鍵。一部現(xiàn)代世界史,可以說是一部民族國家競爭史,這里,一切政治意識形態(tài)都只不過扮演了一種“工具理性”的角色。
但是,五四運動的民族主義,較之中國近代以來其它各個時期,有其獨特的思想文化品格:在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背后,從民族主義到科學主義民主主義之間,還有一大精神中介: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是五四運動的又一大精神動力,可以說是五四運動的根本動力、一面精神旗幟。這種自由主義的要義在于:思想解放,人格獨立;蛘吒唵蔚刂v,自由就是獨立自主。這種獨立自主,包括兩種主體:國民個體的獨立自主,這就是個性解放運動;民族群體的獨立自主,這就是民族解放運動。
讓我們來看看五四運動的兩大旗手陳獨秀和胡適的表述。在上文提到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陳獨秀“以供抉擇,謹陳六義”,其中第一義便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倡言獨立自主、自由平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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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權(quán),絕無奴隸他人之權(quán)利,亦絕無以奴自處之義務。奴隸云者,古之昏弱對于強暴之橫奪,而失其自由權(quán)利者之稱也。自人權(quán)平等之說興,奴隸之名,非血氣所忍。世稱近世歐洲歷史為“解放歷史”,……解放云者,脫離乎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quán)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p>
可以說,《敬告青年》實質(zhì)是一篇中國自由主義的宣言。文中,他還稱引“德國大哲尼采別道德為二類:有獨立心而勇敢者曰貴族道德,謙遜而服從者曰奴隸道德!痹谒磥,“法律上之平等人權(quán),倫理上之獨立人格,學術(shù)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為歐美文明進化之根本原因!盵2]由此,他將人格自由問題訴諸倫理道德革命(《吾人最后之覺悟》),把個性的解放、自由獨立人格的建立,視為解決中華民族生死存亡問題的根本途徑。他把中西政治制度的精神文明基礎(chǔ)進行了一番比較:“儒者三綱之說,為吾倫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為大原,與階級制度極端相反。此東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嶺也。”于是,陳獨秀的結(jié)論是:“蓋共和立憲制,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與綱常階級制為絕對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边@就證明中國必須大力張揚自由主義。論文黃玉順:“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義的兩大脫離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wǎng)D tvaNMO?#Ter:DzyUs)# O1.`#?R幼兒教育論文A)*v=*wBb38=$^kBe]Jkz
五四運動的自由主義思潮,胡適是另一位思想領(lǐng)袖。胡適留學美國,深受英美自由主義傳統(tǒng)的影響。他投入五四運動雖是從文學改良入手的,但在他的文學觀中所處處滲透的正是自由主義精神。以他那篇影響巨大的《文學改良芻議》的所謂“八不主義”來看,他是以文體的改革來作為個性解放的一種途徑,以使文學成為思想自由的表現(xiàn)手段。他說,文學應該有“高遠之思想”、“真摯之情感”;“不摹仿古人”,“不作古人的詩,而惟作我自己的詩”;“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爛調(diào)套語”,“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親見親聞所親身閱歷之事物,一一自己鑄詞形容描寫之”;“不用典”,“自己鑄造詞句以寫眼前之景,胸中之意”;“不講對仗”,以免“束縛人之自由”;“不避俗字俗語”,提倡白話文學?傊,就是要讓文學成為真情實感的自由表達。胡適后來又在《建設(shè)的文學革命論》中,把他的“八不主義”改作一種肯定的表述:“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二,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四,是什么時代的人,說什么時代的話!边@些主張其實正是要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一種體現(xiàn),要求獨立的思想,自主的表達。
胡適大力宣傳自由主義思想的一篇代表作,是發(fā)表在1918年6月《新青年》“易卜生專號”上的長文《易卜生主義》。文中,胡適指出:
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于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fā)展。
易卜生的戲劇中,有一條極顯而易見的學說,是說社會與個人互相損害:社會最愛專制,往往用強力摧折個人的個性,壓制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個人的個性都消滅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都完了,社會自身也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
由此可見,五四運動的精神本質(zhì)乃是自由主義。
當五四時期的自由主義者把個人與社會對立起來時,這里的社會只是指的舊社會,即專制社會;至于新社會即民主社會,在他看來,則是與自由主義的個人本位原則完全一致的!拔逅摹弊杂芍髁x者的信念是:為了保障個人自由,必須實行民主政治;而為了實現(xiàn)民族的振興,國家的富強,也必須實行民主,發(fā)展科學。這樣,民主以及科學,既是個人自由的手段,又是民族振興的手段。這就是五四運動大力倡導民主和科學的原因:作為自由主義者,他們?yōu)閭人自由而要求民主與科學;作為民族主義者,他們?yōu)榫韧鰣D存民族振興而要求民主與科學。
可見五四運動的精神動力既有自由主義、又有民族主義,當時的自由主義者們既是個體主義者,又是集體主義者。這是五四運動的一種突出的“精神現(xiàn)象”,很值得人們?nèi)ド钊敕治。簡單說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五四時期民族主義集體主義的精神背景是民族文化,而自由主義個體主義的精神背景則主要是西學東漸。五四知識分子幾乎人皆具有雙重的文化背景,既從小受詩書禮樂的熏陶,后來又受歐風美雨的浸潤,于是形成了他們的那種雙重精神品格。這是從主觀方面來看的。從客觀方面來看,五四運動的雙重精神動力,來自當時面臨的雙重歷史任務,那就是人們對五四運動的歷史動因的另外一種概括:“反帝反封”。民族落伍,國家貧弱,軍伐割踞,民生凋敝,激發(fā)了反封的要求;外國侵略,列強欺凌,激發(fā)了反帝的要求。于是五四運動激烈地反封建、反列強。然而一個曾經(jīng)長期為人們所忽略的問題是:“反帝”與“反封”之間存在著張力。反帝的歷史境遇需要的是民族主義、集體主義精神,這是當時三民主義的崛起、后來文化保守主義的抬頭、馬列主義的傳播之歷史依據(jù);而反封的歷史境遇需要的則是民主主義、個體主義精神,這是自由主義之歷史依據(jù)。而當時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卻是這兩種矛盾傾向的復合體,也就是說,他們既是自由主義者,從而激烈地徹底地反封建反傳統(tǒng),大肆鼓吹全盤西化;同時又是民族主義者,對西方列強心存疑慮戒備,并在內(nèi)心深處潛藏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深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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