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

——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的理論定位問題

90　年代后期興起的關于自由主義的論爭，已經(jīng)大致地展示了它的理論蘊涵。這場爭論的精致性顯然是不夠的。一方面，這是因為爭論據(jù)以展開的外部條件還較為緊張。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知識界關于這一問題的理論儲備還較為匱乏。但是，從參與爭論的各方對于自己理論立場的陳述中，我們已經(jīng)可以基本窺視其理論蘊涵及實踐意圖。這種窺視可以有兩個角度。一是從自由主義之“右翼”與倡導社會主義之“左翼”　的對立來審視，二是從自由主義蘊涵的內在分歧來探察。前者有助于自由主義的理論定位，后者有助于保障自由主義的理論陳述的精確性。自由主義究竟應當陳述什么樣的價值立場，建立什么樣的社會制度格局，凸顯什么樣的社會改革進路，都是其中值得關注的問題。

一、自由精神的蛻變

近期中國知識界關于自由主義問題的論爭，起點是新左派1將中國改革開放的失誤、乃至于社會不平等現(xiàn)象，歸咎于自由主義。認同自由主義價值立場的學人，抗議新左派的主張，并且在此基點上展開了自由主義理論與實踐問題的論述。這種抗辯性的思想論爭顯然帶有不可避免的情緒性。但是，拋開情緒化的言論不談，這一論爭所涉及的思想與實踐問題，則應當引起人們關注。

因此簡單回顧這一對詰是有意義的。2首先看看新左派對于自由主義的批評。這類批評集中于三個問題域：第一個問題域是自由主義的內蘊含混性。他們指責漢語語境中承諾自由主義價值的人士含糊地講自由主義，在理論上的指涉不清不楚。確實，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與所謂后現(xiàn)代自由主義，三者關注的理論焦點問題差異甚大。簡單地站在權利底線講自由主義，似乎不足以清晰地回答什么是自由主義這一問題。第二個問題域是自由主義的實踐缺陷性。他們指責自由主義的憲政制度實踐，在民族國家的內部，造成了一系列的社會不公，而且只著眼于保護權貴的利益。在國際社會則傾向霸權主義，對于后起現(xiàn)代國家加以盤剝。在一些重要的問題上，這些指責不是沒有道理的。權利與正義作為現(xiàn)代自由主義理論的兩翼，在政治實踐中確實遭遇到不少難題。這些難題正是自由主義的理論家試圖而尚未解決的。第三個問題域是自由主義的前途黯淡性。他們指出自由主義的當代建構已經(jīng)顯得“力不能支”，而社群主義對于自由主義的批判則有取代自由主義成為公平社會的主導思想的趨勢。僅就社群主義提出了自由主義在局部理論問題上的確當批評而言，新左派的這一指正未嘗沒有道理。因為以個人為基點的自由主義權利哲學與正義哲學對于社群問題的關注一向處于弱勢�？梢哉f，新左派在這三個問題域的批評，確實觸及到了自由主義的關鍵，對于自由主義的自我確證有莫大的影響。自由主義對于這些問題的解釋則是沿著實踐需要的理論邊界展開的，因為自由主義理論從來不是一種以滿足完備理論論證而建立起的觀念體系。象羅爾斯從《正義論》到《政治自由主義》、再到《萬民法》的理論遞進，實際上就是這一理論邏輯的最好反映。但是，自由主義在漢語語境中長期的尷尬處境3使得自由主義者在必須回答新左派提出的詰難的同時，也必須對自身的理論問題進行歷史性的反省。

可見，當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這種對詰深入到一定層次時，各自都需要對自己的理論內蘊加以檢討。在這樣的思想邏輯左右下，蘊涵豐富的自由主義理論本身，也就有必要對于其各有側重的理論與實踐主張加以清理。于是，引出了自由主義究竟應當取什么樣的基本價值主張，應當側重于自由主義主張的什么實際制度訴求的問題。這樣，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分歧，便走到了這場爭論的前臺。至于后現(xiàn)代自由主義，4則因為它在理論上的單薄，尚未引起西方學界的廣泛關注，也未引起漢語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因此，它還不足以構成自由主義理論內部檢討的一翼。

很明顯，在90　年代末期的自由主義論爭中，鮮明堅持古典自由主義立場的并不多。表達自由主義的理論傾向的人士，在認同自由主義的基點上，對于新自由主義有一種壓倒性的好感。尤其是帶有較為明顯的福利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贏得了多數(shù)人的喝彩。5回顧90　年代自由主義的中國傳播史，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90　年代早期的傳播，采取了一種籠統(tǒng)的認取理路，從而模糊了自由主義理論內部的細分界限。所以，象顧準那樣的自由主義者一經(jīng)發(fā)掘出來，人們都紛紛表示自己的欽佩之情�！邦櫆薀帷笨梢员灰暈�90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熱興起的一個象征。當然，這一象征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象征。因為我們從中還不能確認哪種具體的自由主義理論應當是我們認同的對象。由于后來西方自由主義陣營中發(fā)出了“歷史的終結”，渲染了自由主義的輝煌，使得自由主義的認同問題與中國問題和人類問題有了一個膠結點。傾向于左翼社會主義思潮的學人與傾向于自由主義的學人已經(jīng)無法維持一個統(tǒng)一的知識分子聯(lián)盟。統(tǒng)一知識分子隊伍的分裂成為一個顯見的思想事件。而且，那些自覺認同自由主義的學人，在對復雜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進行觀念清理的時候，也發(fā)現(xiàn)了在自由主義的歷史演變中出現(xiàn)的諸種自由主義理論無法完全兼容。因此，繼“左派”與“右派”的第一次分化，又發(fā)生了自由主義內部的第二次分化——傾向于“左派”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乃至社會民主主義）的學人與傾向于“右派”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的學人之間，又產(chǎn)生了對詰。再含混地提對于自由主義的認同，就顯得要不就是對于自由主義內部的價值認同的分歧不理解，要不就是對于自由主義內部陳述對中國問題的解決的差異不知曉。因此，在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就產(chǎn)生了一個誰更優(yōu)先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問題來。

可能因為新自由主義離中國的政治現(xiàn)實更近一些，或者由于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追求更易感染人，或因為新自由主義兼綜自由與平等的制度意欲，更易滿足一個轉型中的社會解決改革陣痛、消解貧富對立與權力利益的結合等社會問題的愿望，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獲得了比古典自由主義更廣更深的認同。參與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爭論的學者多數(shù)都持一種標準的或準標準的新自由主義立場。而且，隨著社會民主主義的鋒線人物吉登斯進入漢語學界，帶有強烈的新自由主義色彩，甚至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自由主義理論，成為自由主義論說的主調。一時間，公正問題成為自由主義論說的最前沿問題。而對于自由的古典式伸張，變得有些羞澀甚至膽怯了。新自由主義義正辭嚴地譴責古典自由主義對于自由或權利之外的公正問題掉以輕心，使得古典自由主義看起來成為一種與權貴資本結合的無視中國嚴峻現(xiàn)實的言論了。只有新自由主義才可望為中國的自由主義論說帶來廣泛的認同。在自由主義的合唱階段為人們所祭出的哈耶克、諾齊克自由主義思想，一時成為一些人羞于啟齒的話題。而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在事實的思想構成上，倒是對羅爾斯表達了共同的好感。似乎如果我們直接對接新自由主義，就可以在思想重建與制度安頓上干凈利落地解決轉型中國的社會問題：既能克制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向惡性的方向發(fā)展，又能促成一個普遍信仰自由而公平參與政治活動、公平獲得社會回報的社會。新自由主義是否代表了自由主義的完滿狀態(tài)，是否象認同新自由主義的學人想象的那樣，可以將與現(xiàn)代進程相攜發(fā)展變化的自由主義成功接引進中國社會？論文在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wǎng)

在進行選擇之前，先簡單回顧一下自由主義的歷史演變，也許有助于回答這一問題。回顧自由主義的成長歷史，在它的原生文化語境中，它有一個從古典自由主義演進到新自由主義，再演進到后現(xiàn)代自由主義的理論遞進過程。這一遞進過程顯然有歷史進程限定了的順序。我們要問，為什么古典自由主義最先出現(xiàn)？而后才由新自由主義回應其它政治理論的挑戰(zhàn)？進而在后現(xiàn)代的背景條件下，將自由主義的現(xiàn)代普適性從效用上加以推論？這種由歷史進程決定的理論遞進關系具有不可忽視的邏輯秩序。簡單的講，就是因為只有在“人”的自由權利得到充分承認的情況下，組織起來的權力機構才有可能在被限定的情況下關注人們的社會處境的公平性。假如連作為一個“人”的權利都不予承認，那么所謂的公平處境問題根本就不成為一個社會問題。故而，人權，這一自由主義絕對優(yōu)先對待的問題相對于公平處境當然具有一定的邏輯先在性。而且它是一個“人”得到公平對待的真正基礎。6只要在這種歷史遞進中顯現(xiàn)的邏輯關系上尋求這種理論的社會效用，就不能僭越這種理論的歷史—邏輯秩序。DC+Was#|kj3E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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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某種意義上的精神探源是必不可少的。西方文化語境中的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理論差異，以及由此顯示的社會歷史指向和現(xiàn)代制度精神的不同，是我們今天在漢語文化語境中討論自由主義價值訴求的時代意義，以及自由主義主張的憲政制度安排的當下功用時必須加以清理的問題。無疑，在古典自由主義那里，自由與平等的關系只能是這樣的：自由對于平等具有決定性作用；平等對于自由則具有體現(xiàn)性意義。自由與平等在這種關系格局中，構成自由主義論述現(xiàn)代社會理論問題的兩翼。而且，自由主義的這一底線立場，只能由堅持自由的絕對優(yōu)先性的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理論家們堅韌地看護著。因此，當我們質疑自由與平等二者之間哪一個具有決定性時必須堅持的立場是什么，就是一個再清楚明白不過的問題了。在古典自由主義那里，自由是人們的不可褫奪的天賦權利。這種權利不可商議和質疑。否則，一切政治的正當性就無法保障。無論是說它由此成為現(xiàn)代政治的無可挑戰(zhàn)的預設，還是說它由此成為現(xiàn)代政治必須捍衛(wèi)的底線，都是在說它在現(xiàn)代政治運行中的軸心作用。而在理論上，無論是從政治哲學上對之加以康德式推論，或是從政治哲學上對之加以社群主義式的批判，也都是從個人權利的底線上保障著現(xiàn)代政治的合法性底線。只有在此基點上，人們在現(xiàn)代政治運作的過程中祈求的某種相對公平才是可以期望的。從這個特定的角度講，我們必須將自由的絕對優(yōu)先性視為從權利（法治）哲學通達正義哲學的先在條件。7進一步，從現(xiàn)代政治制度的實踐史看，從追求自由通向實現(xiàn)平等的制度實踐，確實有一個首先落實政治共同體的組成成員的自由權利的優(yōu)先問題，然后才可能凸顯出制度上如何落實這些權利的問題。制度理念與制度實踐在實際運作上只能是一種互動的關系，而分析上則可以區(qū)分為先在與后起的關系。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憲政政治的實踐史可以證明這一點。試想，如果沒有社會契約論（以及狹義的政府契約論）為人們提供某一政治共同體的任一成員不可侵犯的權利的觀念基礎，沒有保護公民自由權利的制權制度，哪一種制度可能將普通成員的權利放置到一個“主權”的位置來對待？最多是政治共同體的成員權利被視為可以重視的權利而已（如古典中國的民本）。只有在這一政治共同體成員的自由底蘊被堅實地奠定之后，政治共同體成員在某種政治共同體中的權利才能制約意欲擴張權力的制度安排或制度運行傾向。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實踐所顯現(xiàn)的三權分離制度先起，而福利制度后發(fā)的制度實踐遞進狀態(tài)，顯然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此而言，論者所強調的“共和先于民主”，便是沒有疑義的反映了歷史過程的論點。8可見，新自由主義的后起，相對于古典自由主義的先在而言，絕對不只是一種單純時間先后意義的思想事件，而具有觀念演進與實踐完善的邏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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