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父下凡”和“天王密詔”探求“天京之變”的歷史真相

公元1856年，正當太平天國不斷取得對滿清政權的勝利，并向全國范圍推進之時，在天京卻爆發(fā)了決定太平天國命運的“天京之變”事件。從此，太平天國走向覆亡之路。

我們若對太平天國的歷史作一番考察便知，“天京之變”的發(fā)生，并非偶然：楊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以謀取最高權力，洪秀全為維護其最高權威令韋昌輝奉“天王密詔”誅殺楊秀清，正是其主要動因。

楊秀清是太平天國重要的領導人之一。他出身于“世以種山燒碳為業(yè)”的貧苦農民家庭。早在1845年，在馮云山的引導下，他參加了由洪秀全創(chuàng)建的拜上帝會。由于其出色的政治組織才能，迅速成為拜上帝會的一個重要核心人物。

1851年1月11日，楊秀清和洪秀全等，組織發(fā)動了金田起義，建號“太平天國”。同年3月，洪秀全稱天王，楊秀清功封左輔正軍師，領中軍主將。12月，晉爵東王，稱“九千歲”，其他諸王皆受其“節(jié)制”。1853年3月29日，太平天國定都南京，楊秀清受命主持朝政，從此他“眾權獨攬”，“一切專擅”，成為當時太平天國實際最高負責人。史載，彼時龐大的東王府，成了太平天國真正的最高決策機關，所有的事物均在那里集議，然后再啟奏天王，而天王無不照例批準。

1856年8月，因楊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并“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天王與東王之間的權力之爭，日趨激化。

不僅如此，大權在握的楊秀清，理政期間飛揚跋扈，盛氣凌人，以致于諸王亦“積怨甚多。”北王韋昌輝則“陽下之而陰欲奪其權”。

韋昌輝也是太平天國的領導人之一。他于1848年加入拜上帝會，不久成為中堅，與洪秀全，馮云山結為兄弟，稱天父第五子。金田起義后，韋昌輝任后護又副軍師，領右軍主將，封北王稱“六千歲”。天平天國定都南京后，韋昌輝的地位僅次于天王洪秀全，東王楊秀清。但他對大權在握的楊秀清，素懷不滿。

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洪秀全，楊秀清和韋昌輝這“三角關系”的權力斗爭中，蓋由“天父下凡”和“天王密詔”之事件引發(fā)。

楊秀清和韋昌輝之間的權力斗爭，公開化于1856年的“天京之變”。

考察1856年上半年的軍事形勢，對太平天國甚為有利：3月，太平軍攻克吉安，撫州。4月，陳玉成率兵援救鎮(zhèn)江，與守軍內外夾擊，大破清軍，鎮(zhèn)江解圍。同月，太平軍由鎮(zhèn)江渡江，直指揚州，清“江北大營”望風而逃，太平軍再克揚州。6月，太平軍擊潰清“江南大營”，向榮部敗退丹陽，天京解圍。

然而就在此時，太平天國領導層的權力斗爭，已呈白熱化之勢。

1856年9月1日夜，北王韋昌輝接到天王洪秀全的密詔后，親率3000部眾從江西前線趕回天京。翌日凌晨，韋部突襲東王府，將東王楊秀清極其家屬全部殺戮，隨后血洗京城。在這場駭人聽聞的“天京之變”中，數萬太平軍將士倒在血泊之中。

至于洪秀全與楊秀清之間權力斗爭之淵源，則應追溯于數年前的“天父下凡”事件。

1848年1月，拜上帝會的重要領導人馮云山，被團練逮捕入桂平縣獄。正在貴縣的洪秀全聞迅，急往廣州籌策營救。身處紫荊山區(qū)的拜上帝會，頓時陷入群龍無首之困境。同年4月，楊秀清利用潯州一帶流行的“降童”迷信，假托“天父下凡附體”，以安眾心。俟洪秀全從廣州回到紫荊山區(qū)，不得已確認了楊秀清擁有“天父下凡附體”，“代天父傳言”的權力。

也許，在洪秀全看來，楊秀清當時假托“天父下凡”，是一種聚合人心，振作士氣而對清斗爭的手段。因為，在1848年10月，蕭朝貴也曾假托“天兄耶酥下凡”。同樣，在是年的冬天，洪秀全本人也曾假托“上帝下凡”痛斥過孔子。此外，早在1837年的4月，洪秀全參加廣州科舉考試，得病回家。臥病四十余天，病中連呼“斬妖”。事后，他聲稱：曾升天見到了“上帝”，“上帝”命他下凡救世，誅滅妖魔（指滿清政權）。就是說，在1851年底以前，無論是楊秀清的假托“天父下凡”，還是蕭朝貴的假托“天兄耶酥下凡”，乃至于洪秀全的假托“上帝下凡”，都是為反清政治目的服務的。

然而，到了1851年底，情況開始發(fā)生變化。

是年12月17日，天王洪秀全在永安發(fā)布了《封五王詔書》。其詔書云：“……今特褒封左輔正軍師（楊秀清）為東王，管治東方各國；褒封右弼又正軍師（蕭朝貴）為西王，管治西方各國；褒封前導副軍師（馮云山）為南王，管治南方各國；褒封后護又副軍師（韋昌輝）為北王，管治北方各國；又褒封達胞（石達開）為翼王，羽翼天朝。以封各王，俱受東王節(jié)制。”至此，東王楊秀清已是太平天國的第二號人物。

1852年5月，太平軍北向攻全州，南王馮云山中炮受傷，6月因傷重犧牲。同年10月，太平軍攻長沙，西王蕭朝貴犧牲。此時，五王已去二王，東王楊秀清在太平天國的地位扶搖直上，大有壓倒天王洪秀全之勢。洪秀全未必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為了太平天國的事業(yè)（實質是為了他個人的最高權力），他惟有暫且“忍辱負重”而求時變？

1853年3月20日，太平軍攻克南京，改南京為天京，定為太平天國首都。同年三，四月間，清欽差大臣向榮與琦善，分別在天京城東孝陵衛(wèi)，揚州城外建“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對天京形成合圍之勢。5月，洪秀全派林鳳祥，李開芳率兵北伐，目的是進攻北京。又派胡以晃，賴漢英率兵西征，目的是奪取天京上游安慶，九江，武昌三據點。

就在太平天國的事業(yè)達到高潮之時，同年12月，發(fā)生了東王楊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權責洪秀全事件。如果說在此之前發(fā)生的楊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是為了安定眾心，共同對清斗爭的話，那么，此時則無疑是他對洪秀全最高權威的一次公開挑戰(zhàn)。于是，當至高無上的“上帝”降臨人間之時，楊秀清也就成了太平天國的最高權威，無論是作為上帝次子的洪秀全，還是太平天國任何其他領導人，都不得不跪在他面前恭聽圣旨。無庸置疑，此時太平天國領導層的權力斗爭，已是未雨綢繆。a?5|.Lico";4qYK&v^ 4aW}I"{}(;M體育論文'blWQ%|8?bh ~b!ct6^shg

對楊秀清而言，自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后，其個人權威思想日益膨脹。所以，當他運用“天父下凡”來處理太平天國領導層的矛盾和事務時，這種方式顯然就成了他追求個人權力，地位的工具。

綜觀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社會的歷史可知，權力崇拜欲，可謂淵源流長，根深蒂固。因為，誰占有權力資源，便“富”且“貴”焉。論文從“天父下凡”和“天王密詔”探求“天京之變”的歷史真相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

從歷史文化的背景看，傳統的中國文化乃是農業(yè)社會文化，產生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農業(yè)經濟。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家族為本位，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父系家長制的宗法關系及宗法等級制度（即以君王為自尊無上的封建專政等級制度）。

太平天國乃是政教合一之政體。宗教上，洪秀全是教主（曾自稱他和耶穌同一天登位為天國之主）；政治上，他則是國君，稱“萬歲”。因此，身居東王高位，稱“九千歲”的楊秀清，在政治上與洪秀全仍是君臣之分。然而，在宗教神權上，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楊秀清卻是天父的代言人，這就使得楊秀清儼然是太平天國的最高權威。太平天國最高領導權這二元化之奇特現象，顯然同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截然對立。

在從社會階層的構成特點看，太平天國主要由廣大的農民階層構成。由于農民階層中的自私，保守，狹隘心理，目光短淺等特點，要把這些千萬個分散的農民聚集在一起，唯一的辦法，只有借助于神的號召和封建家長制的統治。如據《天平日記》載，洪秀全在病中升天，上帝賜他一柄寶劍和一方玉璽，作為他“斬妖”的武器，上帝又教給他朗誦了一些詩，這是他“奉天誅妖”的憑據。再則，洪秀全在1861年3月頒布的《改國號詔》中要求，“普天一家盡歸”天王一人領導，并稱之為“萬古之綱�！�。

同樣，盡管洪秀全在其《原道覺世訓》開篇伊始就宣稱“天下總一家，凡間皆兄弟”，然而，太平天國初期所倡導的“平等”觀念，乃是根源于落后的，孤立的，分散的小農經濟基礎之上。事實上，它已逐漸被封建的等級專制觀念取代。平日里平起平坐“天生天養(yǎng)和為貴，各自相安享太平”的“兄弟”，最終還是按上下尊卑來排列。而這種排列，均是以權力的大小為標準。因此，政治上的君臣關系，宗教上的父子關系，使洪秀全和楊秀清之間的關系，不僅變得十分微妙，而且對洪，楊二人爭奪太平天國最高領導權的影響，至為重要。

因而，楊秀清擁有假托“天父下凡”的權力，必然會加劇洪，楊二人之間的矛盾。為解脫困境，洪秀全惟有企圖通過韋昌輝來抑制楊秀清的驕橫，才有出路。為了維護自己的“一國之主”，“君權神受”之最高權威，洪秀全以“天王密詔”形式令韋昌輝誅殺楊秀清而釀成“天京之變”血案，乃是順理成章。

先看以下幾則材料。

據王定安《湘軍記》載：“……秀清招飲，昌輝戒備以往，即席刺之，……乃令于眾曰：‘東王謀反，吾陰受天王命誅之。’”

又據羅敦融《太平天國戰(zhàn)記》載：“……秀全深自危，嚙血書詔，召北王韋昌輝入衛(wèi)。韋昌輝與秦日昌領精卒，五日馳至，夜深叩水西門，衛(wèi)不納，曰：‘無東王令箭，城不啟�！�韋昌輝怒曰：‘吾奉東書，汝輩敢阻？’衛(wèi)士懼，乃納之。至秀清府，守者拒焉。昌輝奪門，衛(wèi)士殊死戰(zhàn)，昌輝大呼奉詔討賊，順才釋勿罪，漸散去。昌輝逼秀清臥內，系之以獻，族其家�！�

再據李圭《金陵兵事匯略》載：“北賊探偽詔出，言：‘天王有詔，秀清謀逆，希僭大號，眾共殛之�！�”

綜合以上幾條材料，雖然在細節(jié)上并非都可以相信，但我以為，大體上可以看出韋昌輝奉天王密詔誅殺楊秀清的大致情況。

不過，也有人認為，迄今為止天平天國文獻中，并未留下天王密詔有關內容的記載，因而韋昌輝奉天王密詔誅殺楊秀清是“不符合事實，不可靠的”。據此，亦有韋昌輝偽造天王密詔一說。

其實，有關“天京之變”的真相，由于文獻資料的缺乏，至今也不是十分清楚。我以為，雖然“天王密詔”內容在太平天國的文獻和高級領導人留下的材料中，沒有相應的記錄，但并不等于它不存在。因為既然是密詔，無疑屬于最核心機密，對外也無必要正式宣布。同樣，韋昌輝奉有密詔，當然以秘密回京，發(fā)動突襲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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