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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研究法
《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共分為六章,分別為史之意義及其范圍、過去之史學界、史之改造、說史料、史料之搜集鑒別、史跡之論次六個部分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中國歷史研究法，歡迎大家分享。
中國歷史研究法1
一、讓我首先問為何要研究中國史？簡單回答：“中國人當知道些中國史”。這是一項極普通極基本的道理，我們應當承認。昨天報載美國前總統(tǒng)杜魯門發(fā)表談話，主張美國青年應多知道些美國史。同樣，每一個國家的公民都應該知道些關于他們自己本國的歷史，中國人應該知道些中國史。中國史講的中國人之本原和來歷，我們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了中國人，知道了中國人之真實性與可能性，特異性與優(yōu)良性。我們也可說，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了我們各自的自己。譬如我們認識一位朋友，總不能單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認識，當然該知道一些他以往的歷史，如他的姓名、籍貫、學歷、性情、才干等，我們才算是知道認識了此朋友。我們是中國人，只有在中國史里來認識我們自己。不僅要認識我們的以往，并要認識我們的將來。若非研究歷史，即無從得此認識。
二、歷史有其特殊性、變異性與傳統(tǒng)性。研究歷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們以往的傳統(tǒng)，與其他民族有變有異，有自己的特殊性。沒有特殊性，就不成為歷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國家民族，都沒有其相互間的個別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類史或世界史便概括盡了。更不須，也不能，再有各國國別史之分。
其次，歷史必然有其變異性。歷史常在變動中進展。沒有變，不成為歷史。我們讀小說，常見說：“有事話長，無事話短�！彼^有事即是有變。無變就不見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過日子，沒有什么變動，此等日常人生便寫不進歷史。歷史之必具變異性，正與其必具特殊性。我們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變異性加在一起，就成為歷史之傳統(tǒng)性。我們研究歷史，首先就當知道歷史的三種特性。
現(xiàn)在再講中國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據(jù)我個人意見，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歷史上每一個時期劃斷。如希臘史和羅馬史，兩者間就顯可劃分。以下是他們的中古時期，這又是一個全新的時期，與以前不同。此下則是他們的近代史，現(xiàn)代國家興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劃分開來，各有起訖。而中國史則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貫下來，永遠是一部中國史，通體是一部中國史。戰(zhàn)國以后有秦漢，決不能和西方之希臘以后有羅馬相比。這顯然見得雙方歷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歷史之特殊性。但此處當注意者，我們只可說，西洋史可分割，中國史不可分割，卻不能說中國歷史沒有變動性。我們只能說，西方歷史的變動比較顯而在外，使人易見。中國歷史的變動，卻隱而在內(nèi)，使人不易覺察。我常說，西洋歷史如一本劇，中國歷史像一首詩。詩之銜接，一句句地連續(xù)下去，中間并非沒有變，但一首詩總是渾涵一氣，和戲劇有不同。
三、諸位研究歷史，首當注意變。其實歷史本身就是一個變，治史所以明變。簡言之，這一時期的歷史和前一時期不同，其前后之相異處即是變。因此乃有所謂歷史時代。歷史時代之劃分，即劃分在其變上。如果沒有變，便無時代可分。我們當知，并非先有了各個時代，才有這各個時代的歷史。乃是先有了這一段歷史，才照此歷史來劃分為各時代。時代只是歷史的影子，乃由先史中照映出時代。無時代之變，便無歷史可寫。如在先史以前，人類存在，已不知其經(jīng)過了幾十萬年。但其間變動少，便亦無許多時代可分，亦無詳細歷史可寫。于是便成為我們對這一時段歷史之所知少。實因這一段歷史自身之變動少，人類進步遲緩，故無事變可言時代可分。淺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溫飽度日。在其人生過程中，無特殊性，無變異性，其人之一生，便亦無歷史可言。
西洋史總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時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臘和羅馬時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時期，近代史指的是現(xiàn)代國家興起以后。但中國人講歷史常據(jù)朝代分，稱之為斷代史。如先秦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宋遼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說中國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譜，乃把王朝興亡來劃分時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稱明史，此說實甚不然。一個統(tǒng)一王朝之興起，其政府規(guī)模可以維持數(shù)百年之久，在這一時期中變動比較少。突然這一王朝崩潰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當然在這兩朝代之間歷史會起大變動，所以把斷代史來劃分時期，就中國歷史言，可以說是一種自然劃分，并無很大不妥當處。
若我們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則中國的上古史當斷在戰(zhàn)國末年。秦以下，郡縣政治大一統(tǒng)局面開始，便該是中國的中古史了。但這與西方的中古時期不同。大體說來，西方中古時期是一段黑暗時期，而中國漢唐時代，政治社會各方面甚多進步。不僅不比我們的上古史遜色，又且有許多處駕而上之。我們也可將秦代起至清末止，兩千年來一氣相承，稱之為中國歷史之中古期，不當在中國再加劃分。若定要劃分，亦可分做兩期。五代以前為一期，我們不放稱五代以前為中國的中古史，這一段歷史，因離我們比較遠，由我們現(xiàn)代人讀來，有許多事情也比較地難了解難明白。宋以下的歷史，和我們時代相接近，讀來較易了解易明白。我們也可說，中國的近代史，自宋代即開始了。
如此說來，可以說中國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國的中古時期，宋代已是中國的近代時期了。如此便發(fā)生了一問題，即中國史為何似比西方歷史先進，這是否可稱為中國歷史之早熟？但現(xiàn)代史上的中國，卻比西方落后，其原因又何在呢？歷史本不是齊軌并進的，把一部中國史比起西方史來，何以忽然在前，又忽焉在后？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飛猛進，近代中國何以如此滯遲不前？這里面便見出有問題，值得我們?nèi)パ芯颗c解答。四其次，我們研究歷史之變，亦宜分辨其所變之大與小。例如從春秋到戰(zhàn)國是一變，但這尚是小變。從戰(zhàn)國到秦卻是一大變。自東漢到三國魏晉時代卻又為一大變。歷史進程，一步步地不斷在變。從此不斷之變中，我們又該默察其究竟變向哪里去。正如一個人走路，我們可以察看他的行蹤和路線，來推測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樣情形，治史者亦可從歷史進程各時期之變動中，來尋求歷史之大趨勢和大動向。固然在歷史進程中，也不斷有頓挫與曲折，甚至于逆轉與倒退。但此等大多又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種頓挫曲折逆轉與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趨勢與大動向可見。此等長期歷史之大趨勢與大動向，卻正表現(xiàn)出每一民族之歷史個性有不同。我們學歷史，政要根據(jù)歷史來找出其動向，看它在何處變，變向何處去。要尋出歷史趨勢中之內(nèi)在向往，內(nèi)在要求。我們要能把握到此歷史個性，才算知道了歷史，才能來指導歷史，使其更前進。使其前進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
今試粗略言之。中國史的趨勢，似乎總向團結融和的方向走。雖然其間也有如戰(zhàn)國、魏晉、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時代。但中國歷史的大趨向，則總是向往于團結與融和。西方史則總像易趨于分裂與斗爭。中國史上有造反與作亂，但和西洋史上所謂革命不同。中國史上也有向外擴展，但與西洋史上之帝國征服又不同。此項所謂歷史的大趨勢大動向，我們無法在短時期中看清楚。但經(jīng)歷了歷史上的長時期演變，自能見出所謂各自的歷史個性，亦可說即是在歷史背后之國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現(xiàn)。剛才已說過，中國史即是中國人之來歷與其真實性之表現(xiàn)。因此，歷史個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說是文化傳統(tǒng)的不同。一個民族及其文化之有無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從此處即歷史往跡去看。這是研究歷史之大意義大價值所在。
我們該自歷史演變中，尋出其動向與趨勢，就可看出歷史傳統(tǒng)。我此所謂歷史傳統(tǒng)，乃指其在歷史演進中有其內(nèi)希臘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說是各自歷史之生命，或說是各自歷史的個性。這一股力量與個性，亦可謂是他們的歷史精神。能使歷史在無形中，在不知不覺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線而前進。若那些在歷史進程中沉淀下來的，或僵化而變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隨著歷史生命而俱來的一種歷史病，卻不當誤看為歷史傳統(tǒng)。
現(xiàn)在我們再重述前面所講的意義。如何研究歷史，貴能從異求變，從變見性。從外到內(nèi)，期有深入的了解。我們研究歷史，其入手處也可有三種途徑：
第一種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著時代先后來作通體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點，然后由此以達彼。此起點，即是從入之途。我們研究歷史要先有一知識據(jù)點，然后再由此據(jù)點推尋到其他另一點。例如這講臺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時即知道旁的東西非茶杯。我雖未知此許多東西是何物，但起碼已知道了它決不是一茶杯。如我們讀《左傳》，先明白了春秋時代是怎么一回事，待我們讀到戰(zhàn)國史時，便見戰(zhàn)國與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謂從異明變。普通自該從古到今，從先而后地順次讀下。但現(xiàn)代人似乎覺得這樣學歷史太麻煩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之感。也有人以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遠，和我們現(xiàn)時代太隔別了，似乎不太相干。再來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實際。此說若或有理。讓我試講第二種研究歷史的途徑。
第二種研究歷史的途徑，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現(xiàn)代逆追到古代去。只把握住現(xiàn)代史上任何一點一方面，無論是政治的、社會的、經(jīng)濟的、屠思想的等等，任何一事實一問題，都可據(jù)我們眼前的實際問題循序上推，尋根究底地研究，也可明白出這一事變之所以然來。
另外又有一種研究途徑，便是純看自己的興趣，或是依隨于各自之便利，即以作為研究歷史的肇端。例如聽人談到宋史，說起王荊公新法如何，司馬溫公反對新法又如何，忽然引起興趣，便不妨從此一處起，來作宋史之鉆研。只求在一處能深入有體悟，自然會欲罷不能，便推及到其他處去。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后果，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尋，愈推愈遠，這就是一種歷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師友的影響，或偶然讀得一本新書，而得了某一項啟示，因而引起了研究歷史的興趣和動機，也盡從此入手�？傊獙W歷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為據(jù)點，來開始前進作研究。例如漢武帝、曹操等人物，都是我們耳熟能詳?shù)摹５覀儾粌H在外表上只知道一個是紅面，一個是黑面就算。要能從容不迫，沉潛深入，自然漸漸能窮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入里的研究來。
中國歷史研究法2
《中國歷史研究法》是我國近代著名的資產(chǎn)階級杰出史學家梁啟超所著，其重視史學理論的探討，并有很多優(yōu)秀作品。其中《中國歷史研究法》是他在史學研究方面的代表作。
關于史料的重要性，梁啟超先生給出回答“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痹凇吨袊鴼v史研究法》第五章中梁啟超先生就史料蒐集與整理給出深刻而又清楚的解答。
首先論史料之蒐集。研究學習歷史，史料是基礎。然各史料散在各處，非用精密敏捷的方法以蒐集，則不能得。所謂精密方法分為㈠單舉一事，覺其輕重，匯集同類比而觀之，便可知。然要用此方法，是有條件的，即①腦經(jīng)操練純熟②須耐煩。㈡就消極史料（某時代無某種現(xiàn)象）應以假定加之推算。㈢就舊史中失載或缺略之事實波手旁證則能得意外之發(fā)現(xiàn)㈣在面對舊史家故意錯亂證據(jù)者，治史者宜別蒐索以補之或正之。
隨后便談及鑒別史料之方法。史料反面有二:一曰誤，二曰偽。面對明明非實而舉世誤以為史實者，首先應滌除心理結習，然后便能發(fā)現(xiàn)新問題，解決新問題。再者，鑒別史料之誤或偽者，舉出一極有力之反證便可。若苦于無明確之反證以折之者，第一步可以發(fā)表懷疑態(tài)度以免被真相之蔽，而懷疑之結果。而新理解出焉。
第二部可以嘗試換一方向從事研究。正所謂撞了南墻回個頭。當面對同一史料而史料矛盾者，論原則應以最近者為最可信。梁啟超認為當時當?shù)禺斁种怂粝轮妨蠟榈谝坏仁妨稀Ｈ灰矐斪⒁猱斁种腥藶閯×抑星樗�，極易失其真相�？偠灾唧w問題具體分析，以懷疑為出發(fā)點。就間接及直接史料便再分而論之。并且應以開闊的眼光看待問題，偽書中有真事，真書中有偽書也。面對浩如煙海的史料蒐集與鑒別最重要的是實事求是的觀念及態(tài)度。
在這一章節(jié)中，梁啟超先生以詳略相間的論述，總結其治史之經(jīng)驗，舉出自己在學習中的問題，對于學習研究歷史的人們來說，其教育指導意義非同小可。
以上學期上專業(yè)導引課時趙克里老師說的一句話為結局，便是：“歷史學習中的辨?zhèn)魏脱杏�，就是在不同’鏡子”所折射的影像中,通過分析與研究，去尋找歷史的真實。”
中國歷史研究法3
這段時間讀了梁啟超先生的《中國歷史研究法》有了一點體會，這本書中梁先生介紹了許多關于歷史的知識，譬如史的定義，范圍。同時他還特別注重歷史的發(fā)展，他認為歷史的發(fā)展是一個連續(xù)的過程。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史料的看法，現(xiàn)在我想談談我對他這部分內(nèi)容的看法。
梁啟超先生曾經(jīng)說過：“史料為史之細胞，史料之不卻或以硬，則無復試可言，又何談冶史。” 在文中，梁啟起先生認為搜集史料應對同類史料加以匯集與對比才能從中窺視一個時的現(xiàn)狀。我很認同。但我想，若想做到此點，我們必須要有廣博的知識。而最基礎的一點要求，則是我們平日所涉史料要足夠，并要在閱讀史料時注重尋覓自己所需的內(nèi)容。如先生所言，搜集整理史料要求我們必須具備敏銳的感覺與耐煩的秉性。史料的數(shù)量多且系統(tǒng)性弱，對于某一問題的研究，往要我們要從不同的史料去驗證查閱，這就要求我們既要看得準，又要坐得住。文中，梁啟超先生還強調(diào)了消極史料的作用。他認為前代普遍出現(xiàn)的某現(xiàn)象若忽然消失往往與某些重大的歷史事件有關。這對于我有很大的啟發(fā)，在我過去的學習中經(jīng)常會忽視這種現(xiàn)象，現(xiàn)下卻有了許多思考，但我也存在一些疑問，先在對于已消失的現(xiàn)象又該如何進行聯(lián)想，而這言的與重大歷史有關又該如何證明呢？針對史料的搜集上欲有所得而不能得的情況，粱啟超先生提出以相關史料從旁進行補充的觀點。我認為這種方法與西方所說的：“條條大路通羅馬有異曲同功之妙。文中先生所述的由各史《本紀》《左傳》等推測人口情況的例子紿了我很大的啟發(fā)。有時了到達“羅馬”我們需要改變方式，從另外的角度出發(fā)，觀察到別人所不能觀察到的地方。梁啟超先生還提出提出：“史料以求真為尚�！逼鋵㈣b別史料又細化為兩個方面，一為“鑒正誤”二為“論辨僑”兩個方面。文中曾多次強調(diào)第一等史料（當?shù)�，當�(shù)兀斁稚先怂粝率妨希┑闹匾�，但同時也以自身研究玄奘生卒為例指出對其不能盡信，要求我們要求真，并對其加以辨析，但我想知道的是究竟我們應如何把握這個信與不信的度？如何對待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之間的異處，是否應該引入旁的史料？還有是否史學家一泉玄因地位的不同而使歪曲史實？在文中梁啟超先生提出了十二種辨書的方法、七種偽事的種類及由來和七種辨?zhèn)问碌膽B(tài)度及方法。三個偽書出現(xiàn)的原因，而在其中，先生有一個貫穿始終的思想，即為“求真”，我覺得先生所提出的通過對書的來歷、流傳區(qū)域和統(tǒng)傳年代，與事實的對應關系等辨?zhèn)蔚姆椒ê苷J同，但我們卻要認識到這種方法是以研究者具有豐富的文史知識為前提的。
梁啟超先生處于社會轉型的階段，此時中國受到了西方列強的侵略，與之相應的，西方的一些先進的研究方法對先生的歷史研究也產(chǎn)生了影響，如西方的科學與求真的思想，可以說，在當時那個時代，粱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在本書內(nèi)容中，有很多地方體現(xiàn)了求真二字，對于我們學習歷史專業(yè)的學生來說，一定要謹記這二字，在史料的搜集中要有敏銳的感覺與耐心�？梢哉f通過這次的閱讀我明白了一些關于歷史的相關知識，但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在日后的學習中我們應該保持一個求真的心態(tài)，并不斷的探索，擴大自己的知識面。
中國歷史研究法4
梁啟超先生在講解搜集史料的方法時，注重提出了“歸納法”，即“匯集同類之若干事比而觀之”。他以在庭院中種植花草一事為例，“如治庭園者孤植花草一本，無足觀也，若集千萬本，蒔以成畦，則絢爛炫目矣”。正是如此道理，我們在搜集史料時，一條兩條或許不起眼，看不出來什么，但若是認真耐煩的搜集有關此事此物的史料百千余條，那么說不定有意外的發(fā)現(xiàn)。梁啟超先生在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狀況時，便使用這種歸納法進行整理。他從《左傳》、《國語》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國匯而錄之，得六十多條史料，又從《逸周書》搜集，得到三十多條，又從《漢書·地理志》、《水經(jīng)注》搜集而得七十多條，還從其他散見各書者得到三四十條，將這些史料統(tǒng)一歸納對比整理，得到夏商周古國名可考見者猶有三百國，大河以南、江淮以北占三分之二，最稠密處如山東、河南、湖北這一結論。
從梁啟超先生的實例中，可以看出這種歸納法對于研究某一專門知識確實有極大地幫助。要使用這種方法，要注意兩點，一是“將腦筋操練純熟”，即有敏銳的感覺，特別的觀察，二是要耐煩，即“從事于徹底精密的研究”，“非求得其真相不止”。
另外，這種歸納法還可以幫助我們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消極性質的史料”。一個朝代明確的有某種現(xiàn)象，即是積極的史料；而一個時代沒有某種現(xiàn)象，則是消極的史料。梁啟超先生在閱讀《戰(zhàn)國策》、《孟子》時，多次見到“黃金若干”這樣的文字，通過這，我們便可以知道在那個時代，金屬已經(jīng)作為貨幣流通。但他又發(fā)現(xiàn)子書中關于財貨的字都是貝字旁而不是金字旁，《詩經(jīng)》中也是這樣，殷墟中所發(fā)現(xiàn)的古物中亦有貝幣而無金幣，再研究《左傳》、《國語》、《論語》時，同樣沒有使用金屬的痕跡，通過這樣的歸類對比整理，梁啟超先生得出“春秋以前金屬貨幣未通用”的結論。
并且這種歸類法還能得到一些“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實上殆不復能得者”，當今所遺留下來的史料，雖沒有全絕，但也有多少之分，搜集起來也有難易之分。梁啟超先生指出：“此類史料若僅列舉其一條兩條，則可謂絕無意義，絕無價值，其價值之發(fā)生，全賴博搜而比之觀耳�！绷簡⒊壬芯磕硶r代中國人口有多少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是研究一切史跡的重要基礎，但是各史《食貨志》及《文獻通考》等書雖有記載，但所記斷斷續(xù)續(xù)，不甚可信。此問題很重要卻又難得答案，使用歸納法就有一條較好走的路子。梁啟超先生將各史《本紀》及《食貨志》所記數(shù)字作為假定，又查閱各《地理志》中所分記各地方戶口之數(shù)，還有方志專書之中所記，又將各正史、各雜史、筆記中無論文牘及談話，只要有涉及人口數(shù)目的，都一一抄錄下來，據(jù)此為基本，以與他時代，他地方求相當?shù)谋壤?/p>
此種歸納法，有可能獲得舊史中全然失載或缺略之事實，也有可能對于被舊史家故意湮滅或錯亂其證據(jù)的給予補或正。這種搜集方法對于我們學習歷史有非常大的幫助，應該在平時的學習中加以使用并熟練掌握。
作者簡介
梁啟超（1873-1929年），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17歲中舉人。會試不第，從康有為學，倡導維新變法，為戊戌變法領導人之一。變法失敗后，潛居國外，在日本創(chuàng)立《新民叢報》等。辛亥革命后，出任北洋總長等職。后又與蔡鍔等組織護國軍討袁。后棄政治，治學術，在清華大學任教，并著述不輟，臨終前還為辛棄疾做年譜。梁啟超大力宣傳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對晚清文學有許多方面影響。他的學術貢獻也很大。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資產(chǎn)階級杰出的史學家，他不僅致力于具體的歷史研究，而且很早就重視史學理論的探討，寫出了一大批史學理論著作。他于1921年在南開大學講授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以及1926年至1927年在清華研究院講授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是他在史學理論方面的代表作，也是中國近代資產(chǎn)階級史學理論的經(jīng)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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