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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外：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瓶頸 ——兼與王寧教授商榷
中譯外：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瓶頸 ——兼與王寧教授商榷口王長國
內(nèi)容摘要 《“世界文學”：從烏杞邦想象到審美現(xiàn)實》一文準確判斷了世界文學語境下的中國文學地位，并提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過程中中譯外工作的必要性。然而，作者認為中譯外“尤其需要國外漢學家的配合和幫助”，忽視了中國譯者的主體作用，不利于中國文學最終走向世界。 “中譯外”工作的薄弱是目前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瓶頸，它受學界的觀念、中國文學的創(chuàng)作質(zhì)量、譯者的自身素質(zhì)等諸多因素制約。應采取國家向主要目標語言國派駐“文化大使”、以及提倡優(yōu)秀的中國文學作者創(chuàng)造條件參與翻譯自己作品的策略，切實提高中譯外工作的效能，從而有效推進中國文學走向世界。關(guān)鍵詞 中譯外 譯者主體 源語言 目標語言 文化大使 作者參譯作
者王長國，上海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博士。 （上海：200234）
王寧教授發(fā)表于《探索與爭鳴》2010年第7期的《“世界文學”：從烏托邦想象到審美現(xiàn)實》一文，對“世界文學”的概念及當代含義進行了多重視角、多個維度的梳理，對構(gòu)成其賴以存在的諸多條件，亦即評價世界文學的標準一一予以闡述。作者特別分析了世界文學的語境下中國文學的現(xiàn)狀，并認為目前“中國文學在世界的地位十分邊緣”，而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諸多障礙中，最大的不足莫過于把中國文學介紹給世界的“中譯外”工作。王寧教授認為， “我們當下翻譯的重點無疑應該由外譯中轉(zhuǎn)向中譯外，尤其是要把中國文學的優(yōu)秀作品翻譯成世界主要語言——英語，這樣才能真正打破全球化所造成的語言霸權(quán)主義狀況” …。王寧教授抓住了造成中國文學至今未能走向世界問題的關(guān)鍵，但或許囿于篇幅，對具體怎么實施“中譯外”，解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問題，只是略微提及： “在這種中譯外的過程中，為了更為有效地實施‘本土全球化’的戰(zhàn)略，我們尤其需要國外漢學家的配合和幫助，這樣才能真正有效地使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筆者認為，王寧教授強調(diào)國外漢學家和翻譯家的“配合和幫助”固然有其積極一面，但“中澤外”工作的主體應該是中國譯者，“中譯外”工作薄弱，源自于學界的認識、中國文學的創(chuàng)作質(zhì)量、譯者的選題和譯者的自身素質(zhì)等“瓶頸”制約。只有解決好這幾方面的制約，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目標才有可能實現(xiàn)。
五四時期受“西學東漸”思潮的影響，大量的西方文學作品被翻譯到中國來，并給古老的中國文學吹來屢屢清新空氣，但是“在把西方各種文化理論思潮引進中國的同時，五四作家和知識分子忽視了文化翻譯的另外一極：即將中國文化和文學介紹給外部世界”]。盡管將優(yōu)秀的外國文學作品翻譯到中國，使中國文學有機會在接近世界文學主流后重構(gòu)傳統(tǒng)的文學話語，但這種重視“請進來”忽視“走出去”的單一文學交流狀態(tài)也一直延續(xù)至今，造成了世界文壇對中國文學的陌生，中國文學走向世界變得遙遙無期。就目前而言，外譯中與中譯外文學書籍的總體比例大約是10:l，與歐美的比例更是達到驚人的100:1的逆差。
與“西學東漸”的熱潮相比， “東學西漸”歷來就是阻力重重。比如，我們對五四前后“西學東漸”運動中的杰出人物、不懂外語的傳奇翻譯家林紓往往津津樂道，而對“東學西漸”過程中孤軍奮戰(zhàn)的“晚清腐儒陳季同”卻大加撻伐。陳季同在中西文化與文學交流中起過巨大的作用，他一方面以“西學東漸”為己任，為國內(nèi)翻譯了大量的西學著作，另一方面又大力從事“東學西漸”工作，為歐洲讀者翻譯了大量的中國傳統(tǒng)文學名著。但陳季同的“東學西漸”工作卻屢屢受到國內(nèi)研究界的誤解和批判，甚至有學者認為， “晚清腐儒陳季同”在中外文化與文學交流中的“送去”， “是老牌國粹主義的一個‘化西’口號”， “最近有學者重提后，將它與魯迅的‘拿來主義’并舉，似乎很全面。但從其背后，我卻依然體察到一個圍繞‘東／西文化’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結(jié)”。 一這種觀點背后透露出的是對自己文化的不自信，我們似乎已經(jīng)習慣于“拿來”，羞于“送去”，對自家的精粹總覺自慚形穢，這種潛意識的卑微思維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這種觀念也是影響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瓶頸之一。為此，重視文化交流的另外一極——“東學西漸”。 “西學東漸”曾是促進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學觀念由“古典”向“現(xiàn)代”演進與發(fā)展的重要助力；而今， “東學西漸”應成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主導性觀念。
中譯外的第二個主要制約因素是翻譯源頭的質(zhì)，即可供翻譯的源語言——漢語文學的質(zhì)量問題。從普遍意義上說，文學能夠?qū)F(xiàn)實生活中一切美的東西上升為人類的普遍價值和普遍情感，被不同境遇中的人們普遍認同并產(chǎn)生心靈的溝通，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人，就可以在文學中得到某種共同的維系。作家作為藝術(shù)世界的創(chuàng)造者，其天職“在于使人的心靈變得高尚，使他的勇氣、榮譽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憐憫心和自我犧牲精神——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類的光榮——復活起來，幫助他挺立起來”。世界文學呼喚反映人性光輝、挖掘人性深處觸動靈魂的東西。基于此，諾貝爾在100多年前立下遺囑，將文學獎頒給“曾在文學園地里創(chuàng)作出富有理想主義的最杰出的作品”的作家。因此，衡量一個作家是否具有世界眼光，是否能對世界性經(jīng)驗作出精神上的認同，就看他能否通過其作品反映人類的普遍精神境遇�！叭祟愃媾R的世界性問題，應該在民族文學中得到關(guān)注。如果我們關(guān)注的只是民族經(jīng)驗，我們的文學就太狹隘了。全球化時代，我們的民族文學應該關(guān)心世界性問題，讓世界經(jīng)驗得到本土化的表達，這是‘世界文學經(jīng)驗本土化’的要義”。文史論文
從中國文學發(fā)展的歷程看，我們的文學從“打倒”、“砸爛”、 “赴湯蹈火”、 “大紅燈籠高高掛”、 “玩的就是心跳”、 “豐乳肥臀”等意象一路走來，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恨、漠視生命、嘩眾取寵的惡俗元素，很少關(guān)乎“愛”、“自由”、“善”等具有人類普世價值話題，從而使中國經(jīng)驗無法呼應世界性的價值和經(jīng)驗，因此也無法得到世界的認同。為避免中譯外時優(yōu)秀翻譯家“無米之炊”的尷尬，中國作家需要具有敞開胸懷服務全人類、讓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使命感，創(chuàng)造出有思想深度、能反映人類普遍精神境遇的作品，特別要重視對生命、善、人類的大愛等具有普世價值精神向度的深入挖掘。中國作家在創(chuàng)作上要摒棄浮躁的文風。那些以瞄準讀者腰包為目的的武打、驚悚、艷情、秘聞等媚俗膚淺的東西，在某種程度上，既不是“國民精神所發(fā)的光”也不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光”， _61也不是具有世界眼光、世界高度的主流文學，充其量只能作為普羅大眾茶余飯后的消閑讀物。
另外，譯者的主體選擇也很重要。在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的中國文學作品中選擇具有人性普遍價值的作品翻譯到國外，是中國文學獲得世界認可的必要條件。目前中譯外的現(xiàn)狀令人擔憂，正如王寧教授所言， “與經(jīng)濟上的繁榮表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迄今只有為數(shù)不多的古典文學作品被譯成了外文，而當代作品被翻譯者則更是鳳毛麟角”‘7]。中國自古以來就不乏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從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jīng)》開始，歷代都有反映時代精神、飽含深沉凝重人文情愫的偉大作品，這些表達中國民族之魂的作品卻沒能系統(tǒng)地譯介到英語世界：相反地，那些反映民族劣根性的作品卻以影片形式，作為中國特色和世界了解中國的窗口推向了世界，這些經(jīng)過主體選擇流入西方的“中國特色”昀文學甚至連我們自己都感到陌生，根本代表不了中國文學的主流，反而讓西方世界在了解和認識中國的時候造成誤讀。與電影境遇相似的是，在文學推介方面，宮廷內(nèi)斗、 “功夫”復仇等作品往往被譯者視為“深刻”而譯介給西方，實則乃西方人眼中刺激疲乏神經(jīng)的東西。由此看來，中國作家的創(chuàng)作之質(zhì)以及譯者負責任的主體選擇對世界文學接納中國文學具有決定性意義：相反地，那些缺乏對人精神世界的深刻洞察和探詢的作品，實際上是對中國人真實的生存圖景的遮蔽。
英語客觀上由于英帝國的世界性殖民而遍及世界，成了一種世界性語言，所以以英語為媒介和溝通介質(zhì)的民族文學容易走向世界；法德等歐洲國家的語言與英語同屬印歐語系，加之歐洲國家的交往頻繁，文化差異不大，他們的文學也容易走向世界。屬漢藏語系的漢語，由于客觀原因沒有像英語那樣幸運地成為世界通用語言。英漢這種文化境遇上的不對等狀況短時間內(nèi)尚無改變的跡象與可能，所以，若要與世界文學進行平等對話，中國譯者應積極主動地把中國文學“送出去”。
任何作品的翻譯，首先經(jīng)由譯者的主體“接受”，然后再用另一種文字“詮釋”給目標語讀者，在這種傳播過程中，任何一種異質(zhì)文化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被接受，到達目標語言時或多或少都會出現(xiàn)信號衰減或失真的狀況。這是翻譯領(lǐng)域普遍存在的“表意的焦慮”。漢語言作為一種特殊的語言符號，往往在翻譯成英語或別國語言時失去其本來深厚的意蘊和美感，甚至傳播出去的作品的精神內(nèi)涵遭到扭曲和瀑讀。這種編碼與解碼之間的錯位所造成的傳播失效令我們深思，也亟須我們從理論的視角來反思中國文學的對外傳播，并努力扭轉(zhuǎn)這一局面。
翻澤是語言之間的轉(zhuǎn)換活動，而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差異是翻譯中的障礙和難題，讓許多譯者在翻譯時力不從心甚至發(fā)生錯誤的往往不是語言上的問題，而是文化上的障礙。尤金·奈達說： “對于真正成功的翻譯而言，熟悉兩種文化比掌握兩種語言更為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義。” s1要想真正掌握一門語言，必須了解產(chǎn)生、使用這種語言的特定的社會背景，而要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必須掌握其意義形式和類型，才能實現(xiàn)在翻譯時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合理轉(zhuǎn)換。研究不同語言使用習慣背后層出不窮的文化差異，實際上就是分析不同文化思想模式、價值觀念和態(tài)度對言語交際的影響，這無疑會對翻譯研究和實踐帶來新的啟示。
面對陌生的異質(zhì)文化，中國譯者要想使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既要具有深厚的母語基礎(chǔ)和中國文化的底蘊，更要有精準的外語技巧和通曉外國文化的本領(lǐng)。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需要一定程度地深入甚至植入目標語言國的文化中。所以，提倡國際上少數(shù)熱心的漢學家來澤介中國文學，并不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他們?nèi)狈ι詈竦闹袊幕寥赖淖甜B(yǎng)，沒有深層的文化底蘊，故而其譯作常有隔靴搔癢之感，難以做到信、達、雅；而且他們在選擇翻譯對象時，主觀性強、判斷不準，有時甚至把國內(nèi)的一些i流作者的作品作為杰作推介出去，造成世界文學對中國文學的誤讀。
要徹底解決中譯外工作中的譯者問題，可以采取國家向主要目標語言國派駐“文化大使”，以及提倡優(yōu)秀的中國文學作者創(chuàng)造條件參與翻譯自己作品的策略。國家將具有一定中國文化底蘊和深厚雙語基礎(chǔ)的翻澤家派駐到世界主要通用語言國家，讓他們在一定時間內(nèi)完全浸淫于這些國家的文化和生活中。某種意義上，這種“文化大使”不亞于派駐各國的政治大使，因為文化和文學的成功交流不僅僅創(chuàng)造更多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機會，更能促進政治上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反之，文化交流的失敗有時候會帶來嚴重問題。文化差異是導致不同語言之間交際障礙，并造成語用失誤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文化交流是翻譯的根本任務。深入歐美國家的文學大使達到中西貫通后可以打破文化壁壘、拆除橫亙文學之間的藩籬，最終高效地向世界推出更多的中國文學作品。
此外，光靠外籍翻譯家、漢學家有選擇地對某些作家的個別作品進行譯介顯然不夠。世畀文學需要更加深入、全面、系統(tǒng)地認識中國文學，在這方面，作家本人如果能精通外語，積極主動地將自己的作品推向海外，那么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就為期不遠了。對任何作家作品的了解莫過于作者本人，中譯外若要做到外譯中那樣的系統(tǒng)化、常態(tài)化、具體化，就必須擁有一批能熟練駕馭外語的優(yōu)秀作家，自如翻譯自己作品甚至直接用外語進行創(chuàng)作。可以說明問題的是，在迄今全部107位榮膺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中，純粹使用非歐洲語言寫作的作家僅6位，而這6位作家即便不用歐洲語言寫作，他們也都通曉歐洲語言：阿格農(nóng)精通德語和意第緒語，辛格精通英語、波蘭語和希伯來語，泰戈爾、大江健三郎和帕慕克都精通英語。辛格、泰戈爾等作家作品能流行于英語世界并直接導致其獲獎的原因正在于他們親自將自己的作品翻譯成英文，親自進行或者直接參與了再創(chuàng)作。
反觀中國，我們能夠這么做的大作家委實不多——語言的翻譯問題和文化的陌生性都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瓶頸，但是如能有更多作家參與翻譯，則可以將原作更加傳神地呈現(xiàn)給西方讀者，從而更有效地傳播中國文學，突破中譯外的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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