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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惡孝為先》讀后感
《百惡孝為先》讀后感――――與Q友子非魚兄商榷
二個月前，Q友子非魚兄向在下示其大作，希望在下有所發(fā)揮，在下應諾。今持續(xù)四年多的撰稿工作基本完成，故可分出精力，實踐前言，乃虔誠恭敬研讀、詳考子非魚所示《百惡孝為先》，感慨良深，茲敬為長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商榷于子非魚兄，并與所有有緣共享。
一、孝的內(nèi)涵
今天中國大陸支持儒家文化和“孝道”的人們，以及形形色色“反孝”、“反儒”、“反孔”的人們對于“孝”，必須關注儒家原典中關于“孝”的非常關鍵，但不太為人提及的內(nèi)涵，茲舉如下數(shù)段：
《禮記·祭義第二十四》說：“亨孰膻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yǎng)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愿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yǎng)。養(yǎng)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边@是立足于天然親情倫理關系上，說明為人子女者若偏執(zhí)以物質(zhì)經(jīng)濟來供養(yǎng)父母，僅是孝道中表面化的、非常低水平的表現(xiàn)。要做到為人做事，一生行為功過“不遺父母惡名”、“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才是個人私德的終極。甚至于《孝經(jīng)》上說“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則是努力為社會歷史作出貢獻，以造福社會的成就和榮譽，來回報父母養(yǎng)育之恩的孝道的圓滿。這就是基于傳統(tǒng)孝道的原典儒家人生價值觀。
在社會公德方面講求誠信，“朋友不信，非孝也”春秋時中小型諸侯國在抵抗侵略中通常全民動員，所有的適齡男性，皆要投身衛(wèi)國戰(zhàn)爭，所以“戰(zhàn)陣無勇，非孝也。”春秋時，還認識到資源保護的“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禮記·祭統(tǒng)第二十五》：“孝者，畜也。順于道、不逆于倫，是之謂畜。”必須注意的是，孝順、孝順，是“順于道”而孝，其原典本義不是盲目順從于父母、國君。自然的規(guī)則稱“天道”、社會生活的規(guī)范稱“人道”。倫，道理。自然的規(guī)律稱天倫，社會生活的規(guī)則稱人倫。順應自然規(guī)則，盡到做人的社會本位職責，而得到的和諧的生活，稱“天倫之樂”。《孝經(jīng)》記載曾參問孔子說：“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回答：“是何言與，是何言與！”、“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于父，……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這是孔子反對后世人所批判的愚孝的真實證據(jù)。所謂“爭”就是堅持真理、正義。堅持真理、正義，就是“順于道”不至于陷親不義，而悖逆了倫理道德。
“畜”的含義，要參考《周易》，《周易·小畜卦》說明力量有限、時機不成熟時，應當耐心反省自己，力求完善自己，積蓄力量，等待時機，不可莽撞行動�！吨芤住ご笮筘浴繁砻黜槕斓�、剛健篤實、堅守正道、日新其德、剛健進取、蓄養(yǎng)積聚自己的力量，最終獲得積小成大的成就。無論國族文明發(fā)展或個人成就均如此。
那什么是“道”的具體體現(xiàn)呢？《孝經(jīng)》說：“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彼^“教民親愛，莫善于孝”、“因親以教愛。”也就是說，一個人對愛的體驗，是從父子有親的天然倫理親情開始的，而后漸次普及“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大愛”、“博愛”。歐洲經(jīng)典作品《綠野仙蹤》、《綠野仙蹤》、《花木蘭》、《天堂的孩子》、“小鬼當家”系列之《獨自在家》，無不呈現(xiàn)“家”的價值，無不將熱愛家作為核心價值觀念。因為“家”有父母給予子女純粹的愛與幸福，家也是父母對子女承擔無私的責任與付出的地方，是體現(xiàn)責任的地方。“家”代表永恒人性，中華民族的教育，立足家庭生活中父母子女之間的愛，而后將此體驗推已及人，而后達到“博愛”。若連對恩養(yǎng)自己的父母都不肯敬愛，卻自稱能夠愛他人、愛人民、愛國族、愛全人類，(心得體會 www.htc668.com)則多有違背天然倫理性情而刻意別有居心地邀取名利權勢的嫌疑。同時也會成為社會道德崩潰的前提，使所謂的高尚理想主義悉成空談。比如文革中，多少人為了表現(xiàn)所謂“革命、進步、先進、積極”，被迫地，甚至有主動地與父母劃清階級界限，甚至斗父母，打老師，夫妻兄弟反目為仇，泯滅人性，六親不認，伏下日后中國社會道德淪喪的惡因。是知中華民族積累數(shù)千年滄桑成敗的經(jīng)驗教訓，深刻領會到一個人的生命和道德，并非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要從敬愛生他養(yǎng)他父母開始培養(yǎng)，而后“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才不至于落于空泛虛偽。這也是數(shù)千年家族聚居、聚族為國的特殊歷史國情和社會生活經(jīng)驗所締造出來，“以孝治天下”的獨有理念。
所謂“以孝治天下”最低端的體現(xiàn)，是《孝經(jīng)》中說的“治國者，不敢侮于鰥寡，而況于士民乎？”反之，則“居上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丑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yǎng)，猶為不孝也�！�
此外，《禮記·王制第五》稱司徒的職責之一是：“養(yǎng)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則涉及周國養(yǎng)老福利的制度。
《中庸》上說：“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本褪且^承先輩的遺志，完成先輩未竟的事業(yè)。即蔣介石所說的“生命目的在增加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意義在創(chuàng)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逸周書·謚法解》總結“孝”的品德包括：“五宗安之，慈惠愛親，秉德不回，協(xié)時肇享，大慮行節(jié)，曰孝。”除了家族、家庭生活“慈惠愛親”的倫理親情之外，還有堅持道德原則的“秉德不回”，注重智慧和操守的“大慮行節(jié)”的公德。
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中說：“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缎⒔�(jīng)》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至�，F(xiàn)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象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nèi)，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
恐怕自命進步先進的反孝、反儒人士茍聞此言，定然大驚吧？！但根據(jù)在下青年時于臺灣企業(yè)打工近八年，與來自臺灣的各部門經(jīng)理、主管交流的經(jīng)驗，此言確實不虛。
二、子非魚兄反孝論據(jù)之考據(jù)辯證
子非魚兄文中曾舉專制政府組織編較之《十三經(jīng)注疏》來反孝，“十三經(jīng)”之合刊注疏的編輯，始自宋代。最近的一次�？翱贪�，是由清代由阮元主持。亦系專制時代政教統(tǒng)治之作品，作者亦多為食君之祿者。乃為專制服務而冶煉文字、曲解先秦原典儒經(jīng)。
而子非魚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祖宗之法不可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等文字，純粹是專制時代不知來源之貨色，非但不見于《十三經(jīng)注疏》，遍考出自孔孟及其三代弟子之手的先秦儒家原典，亦根本無此語句。以此不知出自何種源文本的專制時代之偽冒膺品，粘合種種出自現(xiàn)代之偏激理論，來坐實孔子思想之罪名，實類專制時代羅織誣陷以坐罪之文字獄，不合于現(xiàn)代法制公正之合法舉證制度，不合于現(xiàn)代文明所主張之公正與道德精神。
反對專制統(tǒng)治者歪曲利用孔子學說來制造“孝文化”，清除專制統(tǒng)治者壟斷經(jīng)營之“孔家店”中的冒牌貨“儒家文化”和“吃人禮教”，是正確的。但若將矛頭直指孔子、孟子和孔孟思想本身，則是無知與荒謬。
不破不立，乃革故鼎新之“革命”實義。昔日周武王摧毀商紂暴政，創(chuàng)建禮儀制度改革社會，因而有八百年政權與周朝文明。由武王伐紂、周公東征，并制禮作樂之革命性努力，可知儒家文化本身，具備革命精神。因此晚年孔子在《周易·革卦》中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是知孔子思想中，有革命的基因。
又，孔子在《周易·系辭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富有之謂大業(yè)，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闭f明宇宙世界和人類世界是由于不同的事物相互依存、相互頡抗消長，因而萬物萬事豐富多彩而推陳出新、生生不息�？鬃拥茏釉鴧⒅洞髮W》引周代《詩經(jīng)·大雅·文王》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說周國作為一個古老的農(nóng)業(yè)部族邦國，能夠革新進步，因而可以領袖革命、創(chuàng)建新時代的文明。又引《尚書·康浩》篇說：“作新民”強調(diào)要造就能夠自新進取的人。復引商朝商湯的“盤銘”的銘文中“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說明應該持續(xù)不斷、永無止境地革新進取。說明儒家原典文化中，原有革新進取的內(nèi)涵。
時代變遷，東周以降，禮樂故制日益呈現(xiàn)不適應時代發(fā)展之態(tài)勢。惜古今中外人類之中，如武王、周公之具革命性道德智慧與能力者少之又少。考察孔子年譜，方處時代巨變之際，即使連孔子青年、中年之思想，亦難免保守即定禮制之一面，而遭受前輩學者如老子李耳、大國政要如晏嬰、以及道家隱士之批評，《史記》、《論語》、《莊子》、《列子》諸典并載之。雖我等儒者，亦要承認青壯年孔子的思想，未臻大成。所幸孔子接受李耳的教誨，終生博聞謙遜、力學深思、擇善而從，終于舍偏執(zhí)而趨中庸、棄保守而贊革命，其博大精深、雄健莊嚴之人生修養(yǎng)境界，確實超越古今中外大多數(shù)蕓蕓眾生，因此確實具備令后人推崇為人類中大成至圣先師之資格。
后世儒家士人多不察于此，于儒家文中本遠代思想、制度之傳述，及反映孔子思想發(fā)展各階段之言論的忠實記錄，照樣生搬硬套，不知變通，其中利于保守極權統(tǒng)治之內(nèi)容，遂為專制統(tǒng)治者劫持而歪曲利用二千年之久。然而我們須明白，專制君臣歪曲篡用者，非真正臻于大成境界之孔子思想。若以專制者歪曲利用之所謂儒家及其災難性后果栽贓強加于孔子，則不免淪為文革中諸多極不人道之冤獄。有失人文道德良知。而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領導人惲代英，1926年5月任黃埔軍校政治總教官時，到嶺南大學視察并作《耶穌、孔子與革命青年》講演，他說道：“我對于孔子的道德學問，向來便很佩服他，我相信他真是滿心仁慈，要想救世界人類的圣人�！边@與五四運動中以及上世紀七十年代后至今的許多中國大陸自以為“革命進步”的反孔、反孝人士是相反的。
須知在漢代始，由于時代的變遷，儒家經(jīng)義的詮釋，與孔孟原典精神即已有差距。而在阮元校此之前，同為儒家士人的民間自由學者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顧炎武《日知錄》則首開反對君權獨裁之思想。并首倡“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日知錄卷九》）的民權思想，說明儒家思想隨著時代發(fā)展而發(fā)展，而現(xiàn)代大陸中國人多未見及。
任何文化、宗教、科技。被權勢者添油加醋、歪曲利用，都會呈現(xiàn)禍國殃民的結果。專制統(tǒng)治者“孔家店”里的貨色，并非純正的孔孟原典精神。不過是注水雞、山寨版而已。某些反儒、反孝人士還擔心專制歷史重演于今日，故于孔子本身尋章摘句、不遺余力、極盡攻擊。宛若承襲文革四人幫反動集團“批林批孔批周公”流毒遺風。彼等雖然自稱革命進步，然其文史智識，誠可謂“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
三、新文化運動人物事跡略考
文化本是工具。好比一柄手術刀，能夠救死扶傷，也可以用以殺人。若庸醫(yī)執(zhí)手術刀草菅人命，那是否可以將手術刀定性為“兇器”，而禁止人類使用手術刀？火藥傳至歐洲，導致社會巨變，但可否將兩次大戰(zhàn)的罪行悉歸于中國人的發(fā)明？片面尋章摘句，制造文化冤獄，缺乏深入研究古代原典文化的能力，再被專制統(tǒng)治者的手段蒙蔽，因而才會做出連猶太人都不如的，張冠李戴地反對自己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原典文化幼稚行為。而五四以來，根本不系統(tǒng)、全面地考據(jù)、比較先秦儒家及諸子原典。唯于專制統(tǒng)治者組織編輯的、以及不知來路的腐朽文人之文本中尋章摘句，粘合專制吃人禮教之情實，以發(fā)揮反孔思想的行為，在法制審判取證上，有取證程序不合法的嫌疑。也是缺乏歷史良知與學術道德。對于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文化先哲，對于中華傳統(tǒng)文化，都是極不公正的。對于反對者本身而言，就只能顯現(xiàn)他們自己恰好不能超越專制時期之思想桎梏而墜入術中之幼稚、膚淺和無知，及其自稱革命而實無革新之智識的、狂妄謬言而不怍的膚淺乃至于無恥。本文將列舉新文化運動中三位人物事跡來詳細說明。
一、吳虞
非常遺憾，子非魚先生居然漏過了中國第一個提倡“反孝”、發(fā)起非孝思潮的吳虞的故事�，F(xiàn)在在下為擺事實，講道理，將此“反孝”首倡者之事跡，主動奉獻出來與子非魚兄和大家共享。
吳虞是個不幸而可憐又可鄙的人。其父吳興杰早年任富順縣教諭，1893年因品行不端被革職賦閑，吳興杰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到處尋花問柳，家庭因此雞犬不寧。（吳虞《家庭苦趣》）。后來其父偏聽繼母讒言，逼迫吳虞搬出成都的住房，由于其父道德敗壞，致使吳虞因此對“孝道”極為反感。進而成為四川反對儒家傳統(tǒng)的始作俑者和急先鋒，“反對孔丘，實獲我心。四川反對孔子，殆自余倡之也”（《吳虞日記》）。
胡適稱吳虞為：“中國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事實上是名不符實的吹捧過譽。實際上吳氏由于其父惡劣品行的刺激和影響，素無家教，其人格亦極端自私狹隘，說一套做一套，堪謂其父之遺傳。
比如，吳虞曾發(fā)表《女權平議》，在字面上虛偽地提倡“男女平權”，事實上生性荒淫無恥，多次伙同年輕人逛妓院，寫了幾十首《贈嬌寓》公開發(fā)表于《順天時報》等報紙，公然大張旗鼓地向妓女嬌玉邀取歡心；轉而卻擔心他妻子紅杏出墻，恬不知恥地要親友調(diào)查他妻子有無“出門應酬”；他本有妻與妾，卻又在五十九歲時又納了一個十六歲的小妾。可知他事實上視女性為玩物和私產(chǎn)，并未給予真正的尊重。
吳虞的無恥品行，與北大的新氣象格格不入。學生對他漸漸不再信任，新文化與舊學界、教育界教育界諸多人士聯(lián)名宣言指斥他為“士林敗類”、“名教罪人”。聲名狼藉的吳虞只好被迫辭職。
吳虞為了和他父親爭奪家產(chǎn)打官司，將親生父親稱為“老魔”，指斥他父親“心術之壞，亦孔教之力也”。用盡手段擊敗老父后，哀嘆道：“余憤且悲，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孫也！”這句話又顯現(xiàn)他“非孝”的名不符實，既然不在乎孝道，又何必在乎自己或父親的作為，對于祖宗是有幸還是不幸的呢？既然不在乎孝道，又何必到老時為了求子傳香火而納妾，而搞留胡須、求巫問卜的迷信呢？
由于其父的影響，導致吳虞即無家教，又不懂得教育下一代，兼之他在家庭里十分專制，因而和女兒的關系形同水火，女兒根本看不起他，以至于要革他的命，這使他的晚年非常寂寞，誠是他“大力非孝”的現(xiàn)世報應。
吳虞為人自私、專制、觀念守舊、人格品質(zhì)腐敗。他的品質(zhì)與新時代根本不合拍，又高度違反傳統(tǒng)道德。他與父親、女兒不共戴天，和家人冷漠客套，幾無真心朋友，生活中充滿悖反人情的丑事。日記里的生活記錄也是一片陰暗。既不傳統(tǒng)，又不現(xiàn)代，不倫不類，臭名遠揚，可謂“里外不是人”。
吳虞一生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揭露專制統(tǒng)治者歪曲援引孔孟原典泡制吃人“禮教”。這是正確的。他對儒家文化的判論是“儒教不革命，儒學不轉輪，吾國遂無新思想、新學說，何以造新國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已！”（《吳虞文錄》之《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值得注意的是，此處吳虞僅稱儒教和儒學的“革命”、“轉輪”，與今天反儒人士所主張的“打倒儒家”之絕對偏激宗旨有異。可以算是吳氏思想中留有余地的說法。但綜觀他一生的實際為人，可知吳虞其假名打倒吃人禮教的文字和所謂進步思想，事實上不過是恰值大變革時代巧偽虛文以嘩眾取寵，借新文化運動圖謀個人虛榮。他的為人品行就是萬惡“孔家店”吃人禮教的翻版，一點沒有新文化的氣象。
竊思之，子非魚兄或鄙棄其人其德，故而不援以為例證，這倒是非常正確的。
二、柳亞子
《柳亞子史料札記》（張明觀先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1日第1次印刷）記載，柳亞子本名柳棄疾，字安如，別號亞子。柳亞子一生品格，性行乖張、言行不一殆與吳虞相類。更兼浮文無質(zhì)、熱衷名利、毫無自知之明卻不知天高地厚、狂妄無忌，除虛矯詩文外，才能不足以濟事，德行不足以服眾。其人德行，為同時代及至今之文化人士指摘。僅舉下列例子為證：
柳亞子熱衷政治權位，意至不自量力、虛張聲勢。1946年，曾托人向蔣介石捎話：誰反對柳亞子當政協(xié)委員柳亞子就要報復誰！其熱衷名利達到超越文士的文明禮儀而使用流氓恐嚇措施的程度。
1949年，毛澤東安排柳氏在益壽堂休養(yǎng)。某次管理員恭敬地請示晚餐食譜，正為政壇名利失意而郁憤不已的柳亞子突然怒吼：“我不吃干菜，給我買鮮黃瓜！”管理員為難道：“鮮黃瓜？那得七月以后……”柳亞子竟隨手甩了管理員一個耳光！聽說周恩來到頤和園沒有去看他，以為毛、周不重視他，氣憤地大發(fā)牢騷危脅說：“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再不理我，我就跳昆明湖或吊死在益壽堂�！睆拇蜷T衛(wèi)、罵哨兵到打管理員，又說要“投湖”、“上吊”，牢騷“一浪高過一浪”氣焰囂張。受到周恩來的當面批評。1949年4月29日，毛澤東特別寫詩《七律·和柳亞子先生》提醒他：“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
柳亞子寫詩詞將自己與毛澤東并稱：“一代文豪應屬我，千秋歷史定稱翁”、“除卻毛公即柳公，紛紜余子虎龍從”、“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并刻印章自命為斯大林的弟弟、毛澤東的哥哥說：“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澤東。”借夸耀他人來抬高自己，自居詩皇文圣，狂妄自大。柳氏的狂肆而不自知的認識，可沒被毛澤東認同，建國后，柳亞子連出任民革代表、出席新政協(xié)籌備的機會都沒有獲得，連在著名學人階層中保有文人的資格都成了問題，甚至連全國文聯(lián)領導機構、北平的文代會籌委會的職位也無緣染指，使柳氏頗為郁悶。不能不說，這是他虛有浮文而不務道德人格修養(yǎng)與缺乏實際工作能力造成的。更可笑的是，文革中，深得毛澤東信任的康生，把柳氏所刻印章定性為“反動印章”，勒令銷毀，且將柳亞子打為“老牌反革命”，幸好柳亞子早已死去，未受活罪。
柳氏投機政治，不被國共兩黨看好的，因此政壇失意。而作為讀過書、會寫文的人，其實際修養(yǎng)，又是怎樣的呢？
作為南社發(fā)起人的柳亞子，才疏學淺，辯論不過詞學專家龐樹柏與好友蔡哲夫，竟倒地大哭。二十年后他寫《南社紀略》為自己荒唐辯護道：“我是患口吃病的，自然爭他們不過。我急得大哭起來，罵他們欺侮我，檗子(龐樹柏)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的著名語言文字學家、詞學家汪旭初先生寫道：“(柳亞子)性率直無城府，喜怒毀譽，皆由中發(fā)。初每以臥龍(諸葛亮)況余，及論事不合，則于報端著文詆余：‘卿本佳人，何苦作賊？’”。
農(nóng)工民主黨員、鄭逸梅《我所知道的柳亞子》記錄詩人、古文名家林庚白：“常到亞子寓所談天。一日，論詩不合，爭鬧起來，亞子大發(fā)脾氣，舉起一棒，向庚白擲去，庚白逃，亞子追，環(huán)走室中。亞子高度近視，行動不便，大聲叫罵。他的夫人鄭佩宜聽到了，阻擋了亞子，庚白才得溜走�！�
可見柳亞子性格霸道、強橫，毫無傳統(tǒng)文人或新時代知識分子的文明修養(yǎng)。
柳亞子表面上反孝，其實骨子里并不如此。他曾為浙江省嘉善縣顧炳元先生藏《顧氏家譜》寫序贊曰：“殫精竭力續(xù)修夫家乘者，其殆有水源之思乎！……棄曰：世衰俗敝，世家望族以血統(tǒng)中斬，潛負螟蛉而繼其后者，往往而是。挈行路為骨肉，任異姓之亂宗。祖宗有知，歲時家祭，弗來歆已。如我同志鐵生之令叔、令兄，猶念一本之誼，而纂輯家譜，條有不紊。烏乎!亦可以風世也已。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安如柳棄疾頓首拜撰�！�
柳亞子表面上支持白話詩運動，贊成廢除舊詩，可他一生到死皆寫舊詩，一首新詩也沒有作過，可知其言行相違。他《次韻張?zhí)旆健氛f：“共和已廢君臣義，牙彗羞他說五倫。種種要翻千載案，堂堂還我一完人�！辈环趾脡�，將傳統(tǒng)文化倫理道德一律廢除，可知柳氏所說的“完人”，實是不講倫理道德的原始人、野蠻人�？芍渌枷霕O端偏激。
如上所引，柳亞子其德其智，可見一斑。俗話說小人得志就猖狂，柳亞子一生投機政治，則是才不過看到一絲機會，尚未得志就要猖狂。其人品修養(yǎng)，不唯不待見于國共兩黨，在文人中亦不受好評，實乃虛有浮名，德行陋劣膚淺狂悖之徒也。援此輩狂說偽辭以反孝，竊為子非魚兄感到可笑。
三、陳獨秀
陳獨秀有中國人的驕傲骨，敢于抵抗共產(chǎn)國際代表的專橫。一生保持了孤傲狂狷的偉岸人格與書生本色，與吳虞、柳亞子等敗類大不相同。晚年陳氏對早年所信奉的“主義”進行全盤反思和清理，從而“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截然迥異于世俗一般老人執(zhí)著面子與成見而知錯不改的劣習，這種否定自己錯誤見解的勇氣卻很可貴。雖然作為五四先導，其早年不成熟且偏激之思想，對中國造成的傷害延及至今，但陳氏個人的品格和實際貢獻，是真正值得敬重，并可師其人格與學問的人物。
大凡身處滄桑巨變時代之思想家，如孔子、陳獨秀都會經(jīng)歷自我否定而后浴火重生之過程，因而成就其偉大。而蕓蕓眾類的我們這一代中稍有覺悟者，也在人生成長過程中，拋棄了課本教育所傳導的不切實際的思想。
子非魚兄列舉陳獨秀組織“討父團”，純系當時封建衛(wèi)道士的謠言，陳獨秀曾當眾向陳炯明澄清說：“我是沒有資格組織‘討父團’的，因為我是一個從小沒有父親的孩子！”可知陳獨秀是沒有承認這個事的。之所以稱他的兒子有資格參加討父團，乃“因為父母不和，與父親有了隔閡”并非陳獨秀真有反“孝”言論。
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對陳獨秀不屑一顧，曾經(jīng)對張國燾說：“老頭子糊涂極了”、“不要理他�！碑斔o兒子寫信勸延年轉向馬克思主義時，延年很不高興地說：“獨秀那個人，你別理他�！鄙踔猎陉愌幽晁廊�，而陳獨秀又被共產(chǎn)黨組織解除職務時，次子陳喬年還與父親大吵大鬧、不歡而散。這是不是證明子非魚兄那不知從何考據(jù)而出的所謂“陳獨秀反孝思想”的正確性的表現(xiàn)？子非魚先生若身為人父乃至為人祖父，若不能做到思想完美無瑕，且親子溝通順暢無礙，大概也愿意接受兒女當面甚至是當眾的大吵大鬧和譏刺吧？或者子非魚先生也曾經(jīng)對自己的父祖做出過這樣的事，因此認為這種做法是正確合理的吧？甚或子非魚先生也認為這應算是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成就吧？
福州陳宇按：本文關于陳獨秀之舉證，出自朱洪先生著《陳獨秀父子仨》，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在下愛好考據(jù)已成癖癮，但千方百計亦考察不到陳獨秀有多逾子非魚和“反孝先鋒軍”（Q名，亦名“哲學為王”）的反孝言論。相反，陳獨秀本人，性情溫厚，對母親十分孝順。他生母逝世后，作詩《述哀》痛悼：“慈母虛孤弱，一夕魂九遷”、“辛苦歸閭里，母已長棄捐”，1939年，陳獨秀為逝世于四川江津的養(yǎng)母謝氏披麻戴孝，無限悲傷地說：“先母之恩等于生母，心喪何止三年，……酒食酬應以及為人作文作書，必待百日以后。”不知子非魚先生謂陳獨秀有“非孝”之理論，出自何典？或者已經(jīng)習慣運用專制者及文革反動集團羅織誣蔑之詔獄手段，無視法律與道義公正、文化良知，根本不顧事實，故意尋章摘句、捏造虛辭、訛解文字，必欲置孔子思想于死地而后可？
子非魚兄列舉陳獨秀的反孝言論，系1921年8月3日，五四時期封建衛(wèi)道士在《新華日報上》發(fā)文誣稱：“陳獨秀開宗明義即言廢德仇孝，每天各校演說，必極力發(fā)揮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之旨趣……謂父子為路人，謂奸合為天性……”是知子非魚兄之列舉，純系訛以傳訛。無論訴諸學術考證，或者訴訟舉證，均為證據(jù)不實、實在欠妥。
雖然子非魚兄等反儒、反孝之同志，受五四偏激思想及文革影響，為文引證立論如此不謹，但是也非極嗜博覽并習好文史考據(jù)者可以洞悉其缺憾，故往往訛謬、迷信可以重復千遍而被誤認為真理，非力學深思而不能掙脫其禁錮，亦是可悲！
須知新文化派反儒教、反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守節(jié)事大餓死事小、纏足、納妾、繁文縟節(jié)，是正確的。這些全是從漢儒到明儒偽托孔孟之學的杜撰，與孔孟無任何瓜葛，裁判孔孟為之承擔罪名，實千古文化之冤獄。某些人名為做學問、搞革命，其實即不通西學，又不解華夏傳統(tǒng)學術傳承脈緒，見識迷惑膚淺而不察于此，更兼用心各異，而造成現(xiàn)代中國文化不進步、中國社會道德淪喪之緣由。
關于新文化運動偏激思想的負面效應，陳獨秀于1921年6月1日《新青年》中發(fā)表《青年的誤會》說：“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F(xiàn)在青年的誤解，也和醉人一樣�！阏f要打破偶像，他就連學行值得崇拜的良師益友也藐視了。你說學生要有自動的精神，自治的能力，他就不受規(guī)律不受訓練了。你說現(xiàn)在的政治法律不良，他就妄想廢棄一切法律政治。你說要脫離家庭壓制，他就拋棄年老無依的母親……長久這樣下去，大家想想，是青年進步還是退步呢？”可知新思想誕生不過數(shù)年，也遭受到孔子思想那樣被歪曲詮解的命運，今日中國社會道德危機，原因亦在于不加分別地打倒一切傳統(tǒng)倫理道德，卻無能力建設真正的新道德之故。
陳獨秀雖倡導新文化，但獨有為文立論，不容他發(fā)表異見，“不容他人匡正”的專制作風。這種風格與他的同志們是相仿佛的。陳獨秀在他所締造的黨內(nèi)，亦被批判為右傾投降主義，被迫去職。當時之陳氏及其同志若能成功，亦不免中華民族之大不幸，而造成此一大不幸的根源，乃在于其思想偏頗而不切實際，破壞力高于建設力，甚至專擅破壞而建設無能。其經(jīng)營社會之能力較之華夏二千年來之專制者亦有愧色。
孔子思想之優(yōu)劣功罪，哈佛大學人文主義大師、人文主義領軍人物歐文·白璧德（IrvingBabbitt）（1865–1933年）教授贊嘆孔子為“中國文化的代表”。認為孔子思想與歐洲的人文主義相一致甚至超越其上，他說：“吾每謂孔子之道有優(yōu)于吾西方之人道主義者”，認為中國大學“應以孔子之《論語》與亞里斯多德之《論理學》相比較講授，而美國各大學宜聘勝任之中國教授，教授中國歷史及道德哲學�！卑阻档抡J為中國應該有工業(yè)革命，國家應富強起來，以免列強侵略，但“須知中國在力求進步時，萬不可效歐西之將盆中小兒與浴水而傾棄之。簡言之，雖可力攻形式主義之非，同時必須審慎，保存其偉大之舊文明之精魂也”（《白璧德與人文主義》。）。
陳、白二位，為同時代之文化人士，一為中國人，一為美國人，而對于孔子和儒家文化的觀念，竟然如此反差，時代發(fā)展至今，我們不難看出孰正孰誤。且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贝蠓哺锩�，非狂即狷，然而雖進取革命，亦有所不為，而非新文化之后號稱革命之不擇手段、無所不為。須知不合道德的思想與手段，絕對不能帶來道德的結果。無論號稱革命、改革、反儒、尊儒，莫不如是。
四、偏激思想源于個人心靈陰影
魯迅先生說：“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們所處的社會狀態(tài)，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贝搜陨醮_，如果詳細考察五四運動中習于反傳統(tǒng)的旗手人物的身世及其相關生平資料，就會發(fā)現(xiàn)他們的反孔、反儒偏激思想，并不單純是因為吃人禮教而生起正義感，亦多系因家庭教育、家庭生活失和的缺憾，或者人生際遇困苦，造成心理陰影而伏下種子，趁時代巨變之際頓時激發(fā)。
比如本文所考據(jù)的，因父親道德素質(zhì)惡劣而使吳虞沒有良好家教、人格畸變；陳獨秀時常被祖父痛打，留下心靈創(chuàng)傷；柳亞子在自傳《五十七年》中陳述，他經(jīng)常被迷信“鐵匠做官打上場”觀念的母親痛打；九歲時，又被家里聘請的，因為屢試不第、牢騷滿腹，漸漸有些神經(jīng)病的塾師俞文伯無數(shù)次痛打；在他家族延聘請的塾師中，王云孫竟然暗中教年少的柳亞子喝酒，黃子誠先生性情暴躁，動不動就對柳亞子的堂弟、表兄揮舞戒尺……這都給柳亞子的心靈造成負面影響。魯迅寫《朝花夕拾·五猖會》，說明表面上優(yōu)裕的望族大戶生活給他內(nèi)心造成的深刻傷痕，后來還與弟弟周作人痛苦決裂，也使他對傳統(tǒng)家族倫理感到極度絕望；今時亦有Q友反孝先鋒軍（亦名哲學為王）服役軍中，備受壓抑，晉升無門，遂自命“革命”，盲目遷怒于“孝文化”……
總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軍旗手人物，以及今天的反儒反孝人士，反對吃人禮教的思想是正確的，但其反儒、反孔、反孝思想之偏激成分，則由于從小家庭生活之不幸成分，以及生活經(jīng)歷痛苦而刺激敏銳但過于敏感之神經(jīng)，造成心靈陰影；或個人挫折痛苦經(jīng)歷刺激過敏，戕傷心性健康，導致心性創(chuàng)傷，恰逢社會巨變，極端不滿遂發(fā)作極端思維，自名“革命”，自謂“進步”，確實能夠煽動廣泛的社會不滿情緒，然其所謂“革命”、“進步”思想之發(fā)源與實際動機有欠端正，及其實際素質(zhì)不成熟。鼓舞流風所及深遠，遂對社會歷史，終究只有產(chǎn)生并加劇動亂的破壞作用，無多建設之功。
在下依據(jù)子非魚兄之文章次第，詳細考據(jù)，系統(tǒng)列舉新文化運動中之三位風云人物的生平事跡，即讀其文，更識其人�？芍獏怯�、柳亞子事實上并不具備符合革命時代的真實的革新品格和健康人格，甚至缺乏起碼的道德修養(yǎng)。他們自己的實際作為，就是吃人虛偽禮教、封建迷信的最佳代表。陳獨秀作為領袖人物，雖有至為高尚之處，但其個性智識亦未脫專制氣息，思想更未成熟，其晚年之徹底反省，亦無濟于匡正其領袖一時風云之時而導致之社會亂象�；每鬃又詠硇稳�，正所謂“一言亂邦”。
五四以來滄桑百年，歷史到今天已經(jīng)證明，上述這些新文化的領軍旗手人物的品格與思想，均不能使自己戰(zhàn)勝舊時代的“局限”而“克明峻德”、革新進步，僅是口頭上的號稱革命。雖其文章貌似可取之處，奈何其人格道德品質(zhì)、學術智識，不足鑒取。其德其智其能，即使一旦風云際會獲得政治實權，亦不免特權專橫的霸道與腐敗。亦僅破壞有術，而建設無功。根本不能夠成就真正的革命與新文化。
五、今日中國大陸反儒沒有意義
中國大陸文革浩劫，早已成功擊垮儒家文化，今天中國大陸人高層與基層的生活和政教思想，無多原典儒家和專制“孝文化”的味道。大陸社會生活中主導思想，不是原典孔孟儒家思想，也不是專制儒家文化，而是六十年內(nèi)先后倡導的馬恩列斯毛的“階級斗爭”、“超英趕美”、“兩個凡是”“三面紅旗”、“四個偉大”、“批林批孔批周公”、“三個代表”、“八榮八恥”的種種“革命性”理念，再將今天中國社會種種腐敗現(xiàn)象歸咎于孔子或者“專制儒家文化”的種種，則是以誣蔑已經(jīng)被打倒的先人及傳統(tǒng)文化，來為今天中國人對大陸社會各種不理想現(xiàn)象之無能為力，作無聊開脫的滑稽笑談。如果這種謬論也能堅持稱為所謂“進步思想”，則已經(jīng)不是了解不足那樣簡單，乃是如同自五四偏激思想和文革“批林批孔”一樣無知以至于狂妄無恥的思想。
因此今天再談“反孝”、“反儒”，不切實際。今天中國社會的不孝子也空前增多。原因就出在思想偏激造反過頭，精擅破壞而建設無方之后遺癥。是以必須大力提倡和諧。正是老子李耳所謂“大道廢，有仁義”的客觀需要。因此今天所必需的，是做建設的工作，而不是繼續(xù)破壞�？梢灾档媒梃b的，是臺灣同胞的成就。
六、孫中山先生繼承和發(fā)展了儒家原典精神
環(huán)顧世界，反孝、反儒、反傳統(tǒng)的人們，大概不會認為自己對于中西文化的實際了解程度，不會認為自己的學力、眼界，和實際的人格修養(yǎng)，以及對中華民族的貢獻，足以超越偉大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吧？孫中山先生如何看待孔子思想呢？其認識的實際效果是如何呢？刻下謹從《三民主義》中系統(tǒng)次弟引據(jù)原文如下：
《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四講》中說：“近年來歐洲盛行的新文化……，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覀冎袊男虑嗄�，未曾過細考究中國的舊學說，便以為這些學說就是世界上頂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歐洲是最新的，在中國就有了幾千年了�！�
“說到歐洲的科學發(fā)達，物質(zhì)文明的進步，不過是近來二百多年的事。在數(shù)百年以前，歐洲還是不及中國。我們現(xiàn)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至於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諸君都知道世界上學問最好的是德國，但是現(xiàn)在德國研究學問的人，還要研究中國的哲學，甚至於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補救他們科學之偏�！�
“世界主義在歐洲是近世才發(fā)表出來的，在中國，二千多年以前便老早說過了。我們固有文明，歐洲人到現(xiàn)在還看不出。不過講到政治哲學的世界文明，我們四萬萬人從前已經(jīng)發(fā)明瞭很多，就是講到世界大道德，我們四萬萬人也是很愛和平的。但是因為失了民族主義，所以固有的道德文明都不能表彰，到現(xiàn)在便退步�！�
“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從新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fā)揚光大之，然後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
《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中說：“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缎⒔�(jīng)》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至。現(xiàn)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象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nèi)，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
“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在商業(yè)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國人交易，沒有什麼契約，只要彼此口頭說一句話，便有很大的信用�！酝鈬谥袊鴥�(nèi)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讚美中國人，說中國人講一句話比外國人立了合同的，還要守信用得多。”
“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fā)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喚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識也應該喚醒他。中國有什麼固有的知識呢？就人生對於國家的觀念，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為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tǒng)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從內(nèi)發(fā)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nèi)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於道德的範圍，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識範圍內(nèi)來講，才是適當�！�
“中國從前講修身，推到正心、誠意、格物、致知，這是很精密的知識，是一貫的道理。像這樣很精密的知識和一貫的道理，都是中國所固有的。我們現(xiàn)在要能夠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起，把中國固有知識一貫的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復�！�
“由此可見中國古時不是沒有能力的。因為後來失了那種能力，所以我們民族的地位也逐漸退化，現(xiàn)在要恢復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們固有的能力一齊都恢復起來�！�
“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tǒng)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真精神�！�
“中國進化比較歐美還要在先，民權的議論在幾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過當時只是見之於言論，沒有形於事實”
“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鬃诱f：‘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稱堯舜’，不是家天下。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君權，實際上是行民權，所以孔子總是宗仰他們。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终f：‘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谀莻�時代，已經(jīng)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經(jīng)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長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為民造福的就稱為‘聖君’，那些暴虐無道的就稱為‘獨夫’，大家應該去反抗他，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民權的見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經(jīng)早想到了，不過那個時候還以為不能做到，好像外國人說‘烏托邦’是理想上的事，不是即可以做得到的。”
“民權發(fā)生至今還不甚久，世界許多國家還有用君權的。各國實行民權，也遭過了許多挫折、許多失敗的。民權言論的發(fā)生中國有了兩千多年，在歐美恢復民權不過一百五十年，現(xiàn)在風行一時�！�
“窮本極源，我們現(xiàn)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lián)合起來做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
孫中山先生批評五四運動帶來的民族虛無主義與盲目崇洋、全盤西化的傾向，講求恢復“國粹”，他說：“余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fā)揮而光大之�！睂O中山先生對“共和”的解釋，闡發(fā)了中華民族傳統(tǒng)人文精神。他指出：“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遺業(yè)也。我國民之論古者，莫不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實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勿謂我國民無理想之資，勿謂我國民無進取之氣，即此所以慕古之意，正富有理想之證據(jù)，亦大有進步之機兆也”。
五四后興起聲勢浩大的全面否定儒家之潮流思想，一般文人、學者隨波逐流，而政客和野心家，則變幻疇張，加以利用。孫中山先生博通中西學問之根本精髓，智慧深廣，因此可以不迷惑于歷代反動派歪曲利用儒家文化的手段，也能夠看清新文化運動中某些文人于中西之學僅得局部、狹隘之知識概念，而不能識其根本與全面的誤區(qū)，始終如一堅持儒家精神。斯時惟有孫中山先生以其超越眾庶之遠見卓識和非凡勇氣，審時度勢，正確對待此極端潮流。挽狂瀾于既倒。文革“批孔”極致病狂，踐踏人權，冤獄誅連，破壞文化，遠甚于二千年專制時代。并伏下中國社會道德危機之惡因，今日乃惡果呈現(xiàn)。今天大多數(shù)人已醒悟當時之謬誤。但百年之前，首先站出來維護中華道統(tǒng)文明，回擊盲目攻擊儒家思想狂潮的，以孫中山先生為第一人。今日臺灣稟承孫中山先生精神之文明進步成就，可知孫中山先生學貫中西、深邃博大之智慧修養(yǎng)、大無畏之革命風范，和崇高的民族情懷，對于所有的中國人，尤其對于即不通西學、又不通中西，卻自命了解儒家文化的所謂反儒者，都是一個良鑒。
1921年12月，共產(chǎn)國際的代表馬林曾經(jīng)問孫中山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礎是什么？”孫中山先生明確地回答說：“中國有一個道統(tǒng)，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tǒng)，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tǒng)思想，來發(fā)揚光大”。蔣介石《軍人的精神教育》指出：“總理在中國的人格，政治上的道德，是要繼承中國固有的道統(tǒng)”戴季陶作《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指出：“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tǒng)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
孫中山自稱其所持三民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guī)撫歐洲之學說事跡者，有吾所獨見而創(chuàng)獲者”，極其準確地指出了他的學說思想的來源。系繼承中國儒家思想精華加以發(fā)展。蔡元培分析孫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主要來源于孔子提出的中庸之道。他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思想則來源于儒家思想和西方先進思想的融合。不但繼承了儒家原典精義，更引進西方先進思想。而為中西文化的集大成者，這種開放包容、與時俱進、革故鼎新的精神，是先秦孔孟所傳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原典儒家精神。偉大革命先行者、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是孔孟原典儒家文化在新時代的正確繼承與發(fā)展。
在儒家文化的反對與正確繼承發(fā)揚這個認識上，與五四以來至今的中國大陸人意見相左。并不贊同反儒的人們，雖有專制奴才及野心家，但亦不乏真正的革命者，作為大陸形形色色反儒者的對立面，中國人中不反儒的真正革命者，今天已經(jīng)在臺灣建立了中華民族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文明成就。以鐵的事實，破斥承襲五四偏激思想、文革罪錯之所有極端反孝、反儒、反孔的偏激荒謬陋見。最低限度，至少也證明儒家文化的存在，并不妨礙中華民族文明的革命與進步，反而能相得益彰。
福州陳宇作于湯池
黃帝紀元四千七百零九年辛卯夏歷六月廿三大暑
孔子紀元二千五百六十二年
辛亥革命一百零一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一年
西元2011年7月23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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