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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約道路》讀后感：塘約的文化公民權
塘約的文化公民權
——《塘約道路》讀后感
云霆
《塘約道路》是福建作家王宏甲2016年出版的報告文學作品。此書記錄了三年來福建省安順市塘約村從2014年到2016年發(fā)生的劇烈變革。變革的核心是鞏固農村集體所有制和加強黨支部在農村中的領導作用。這場變革是當今中國農村翻天覆地變化的一個縮影。
在塘約的改革中，文化公民權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內容，也是筆者今天討論的核心。
一、公民權與文化公民權
關于公民權的定義，目前學界還沒有形成一個清晰準確的共識，但是大體來講，人們一般認為公民權涉及的一個一個社會共同體中，成員的身份和歸屬問題，以及與此相關聯(lián)的權利與義務。
至于對現(xiàn)代公民權所包含的具體權利的討論，可以追溯到英國社會學家馬歇爾。馬歇爾認為現(xiàn)代公民權分為三個不同層面：民事、政治和社會（Marshall，1998）。
毫無疑問，以上三者是公民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今天筆者要討論的是被馬歇爾所忽視的第四種公民權利——文化公民權。
從某種角度說，文化公民權的存在，意味著公民不是被動的權利接收者，而是積極的參與者和能動者。在一個文化日益多元的全球化世界中，文化公民權可以被理解為一個文化賦權（em-powerment）的過程。（黃典林，2017）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共同體的成員不僅獲得參與建構民族文化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夠自由地、民主地、有效地創(chuàng)造流動的、可轉化、可顛覆的不同文化和成員身份形式（Turner，2001）。
二、塘約的文化賦權
塘約的文化賦權，首先體現(xiàn)在“吃喝風”的扭轉。2015年之前，塘約村的“吃喝風”嚴重到駭人聽聞的程度：
名目上：“鄉(xiāng)村辦酒五花八門，滿月酒、周歲酒、剃毛頭酒、生日酒、升學酒、訂婚酒、結婚酒、上壽酒、出殯酒、遷墳立碑酒、甚至母豬下崽酒，賭博輸了還要辦一個‘落難消災酒’……”
規(guī)格上：“一辦幾十上百桌，雞鴨魚肉，煙酒飲料俱全�！薄白钌俣伲瑑扔H禮金要一千�！薄八酪粋�人，整個寨子的人都去吃，最少百余人，中等三百多人，多得五六百人；最少吃五天，最長吃九天�！�
這樣令人瞠目結舌的吃喝風，給當?shù)匕傩諑淼呢撁嬗绊懯欠浅乐氐模骸百J款吃酒。”“賣豬賣牛借錢甚至貸款辦酒”“縣內打工的，不管你干什么都要請假回來。一請一周，要請人去代班，你150元一天的工資，請人去替要花250到3000元，不然你回去就沒那個崗位了。能不來赴宴嗎？不能。最不能不來的就是喪宴。不來，你會被看作不敬老人�！�
從理論上說，塘約的村民當然可以利用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去改變這種吃喝風。但是從客觀條件來講，一個形成多年的歪風邪氣，基本不可能在沒有外力介入的條件下自發(fā)改變。而這種風氣的形成，有它背后的深層原因：“窮民無奈，雖知酒宴泛濫誰都難逃‘酒債’，仍不放過眼前操辦可以立聚一筆錢。窮村便陷落在經(jīng)濟與精神雙重貧困的泥沼。”
塘約之所以能夠改變，很大程度上是大洪水這一天災之后，村支書左文學和一眾村干部的“猛然覺醒”。當然，天災只是一個導火索，真正促成改變的，還是左文學十幾年來目睹塘約村積貧積弱的現(xiàn)實之后，總結的經(jīng)驗和協(xié)定的決心。量變引發(fā)質變。
塘約的文化賦權過程并不復雜，村干部制定了村規(guī)民約，規(guī)定了“紅九條”，也就是九件不可以做的事情。其中一條就是“不準亂辦酒席”。同時，村里成立了“紅白理事會”，只允許辦結婚酒和喪葬酒，其他一律禁止。而這兩種的規(guī)格也有嚴格的限制，細節(jié)甚至精確到“不上瓶子酒。不發(fā)整包煙。”
這一舉措立竿見影，之前一年辦酒要花3000萬，現(xiàn)在只要60萬。
“吃喝風”是多年的痼疾，為什么一年時間就可以完全剎車？筆者認為，原因有五
第一，是黨組織的力量。首先制定村規(guī)民約，然后召開村民代表大會討論，討論通過后村支兩委署名，再把村規(guī)民約發(fā)到每家每戶，確保每一家都學習、學會、貼上墻，并且簽訂承諾書。
第二，是整個社會風氣的轉變，八項規(guī)定六條禁令出臺之后，黨員干部被管住了，進而也會影響到普通百姓。
第三，黨組織在出臺這幾條禁令的同時，在積極進行經(jīng)濟建設，百姓們生活水平上去了，抵觸情緒自然也就沒有那么嚴重
第四，是天災。大洪水之后，雖然沒有死人，但是村民的財產(chǎn)損失十分嚴重。再也沒有足夠的財力大辦酒席了。
第五，是這份痼疾只是一個“風氣”，這是無形的東西，有形的黨組織、村主任，在有形的縣委書記支持下，想要改變一個無形的風氣，并沒有那么難。
但是，規(guī)定制定之后，無法保證沒有人違反。對于違反的人，村支兩委會把他們列入“黑名單”，進行嚴厲的制裁：“危房改造，低保評定，困難戶評定，都不考慮他了。孩子出生上戶口，銀行存折丟了去掛失，身份證丟了要補辦，凡是需要村里蓋章的都不蓋�！�
村規(guī)民約直接管到了村民的基本權利上，這能行嗎？
實踐給出了答案：可以。
中國農村的大部分普通人，與其前輩一樣，并不把公民權利視為是自然的和不可剝奪的，他們也沒有對主流的觀點持有不同的意見，即權利是國家賦予的，其目的是為了社會和國家的發(fā)展進步，而非為了讓個人有權參與政治抉擇。在他們看來，公民權更多只是一種對能夠提供基本福利的共同體成員資格的承認和宣誓。
據(jù)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塘約村村民在違反了“紅九條”之后沒有大鳴大放，而是選擇“認罪伏法”了。在他們的文化體系中，個人的生活狀況是第一位的，顯然，和黨組織“抗爭”對改善生活狀況很難有什么幫助。
綜上所述，塘約村否極泰來，在黨組織的引領和村民代表大會的支持配合下，建構了新的勤儉節(jié)約的文化，用這種文化代替了原有的鋪張浪費、大操大辦的吃喝文化。這是塘約村脫貧致富工作的重要一環(huán)。也是塘約村文化賦權的重要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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