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萬歷十五年》有感2500字

　　讀《萬歷十五年》有感2500字

　　孔祥冰

　　《萬歷十五年》是我近期讀的最認真的一本書，作者是旅居美國的歷史學者黃仁宇先生。這本書并非新書，首次英文版由美國耶魯大學出版于1981年，至今仍被美國多所大學采用為教科書，1982年由中華書局引入中文版，入選《新周刊》和《書城》推薦的"改革開放20年對中國影響最大的20本書".

　　黃先生以他獨特的"大歷史觀",跳開習慣性的時間串聯(lián)敘述，如切片解剖般選取1587年這個明代270多年歷史中"無關(guān)緊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該書的英文名），從一些看似末端小節(jié)的事件說起，最終推導出了驚人的結(jié)論——中國封建王朝的真正衰竭始于明朝萬歷年間，這完全顛覆了我們以前學過的"萬歷年是明朝歷史的中興之年"的歷史觀念！

　　待到順著作者的思路，橫向（歷史年份是縱向）剖析1587年歷史中的皇帝、改革家、文官集團以及模范官僚、抗倭名將之間錯綜復雜的關(guān)系，不能不佩服作者的結(jié)論一針見血。

　　萬歷年間出現(xiàn)了許多不尋常的人物，首先先說萬歷皇帝朱翊鈞，他是明代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當政四十八年，在即位的前十年里，他勤于學習、勵精圖治，勤儉節(jié)約、納諫如流，幾乎可以稱作是歷史上難得的"完美"皇帝；內(nèi)閣首輔張居正是明代最偉大的政治家，他的一條鞭法和考成法極大的加強了明朝的國力，經(jīng)過十年的經(jīng)營，明朝逐漸由崩潰的邊緣變得國力鼎盛，邊關(guān)安定，百姓安居樂業(yè)，堪稱不世出之奇才；海瑞，為政清廉，潔身自愛。為人正直剛毅，職位低下時就敢于蔑視權(quán)貴，從不諂媚逢迎。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敢諫，抑制豪強，安撫窮困百姓，打擊奸臣污吏，因而深得民眾愛戴，被奉為官員的道德楷模；戚繼光，精通韜略，軍紀嚴明，抗擊倭寇、鎮(zhèn)守薊州，是難得的軍事人才。一個好皇帝配上這么多的文臣武將，就猶如橋牌高手抓了一把好牌，想不打好都難。也的確如此，在萬歷當政的前十四年，這局牌打得像模像樣，用我們現(xiàn)代人常常掛在嘴邊的經(jīng)濟指標來衡量，明朝萬歷年間中國的GDP總量占世界的35%（一說80%），當時北京一個民夫一年的收入相當于現(xiàn)在的4000美元，那真是國運昌盛、公私飽滿。

　　但是到了萬歷十五年以后，一切向著相反的方向發(fā)展：首先是皇帝怠政，接著罷工，而且一罷工就是三十年，不上朝，不參加祭祀大典，深居皇宮對政事不管不問；偉大的改革家張居正死于萬歷十年，在他死后的第五年，他生前推行的政策被徹底推翻，人亡而政息，萬歷皇帝剝奪了以前給他的所有冠冕的封號和誥賞，子孫也落得了抄家流放的命運；抗倭名將戚繼光，在萬歷十五年底孤獨的死去，家徒四壁、醫(yī)藥不備，且被妻子遺棄；同樣，在這一年的十一月，感動中國的道德模范海瑞也走到了他人生的盡頭，他官至二品，死的時候僅僅留下白銀十余兩，不夠殮葬之資。

　　為何君主勤奮、文韜武略的明王朝在1587年顯現(xiàn)出敗相？接下來我們根據(jù)書中的見解從微觀層面來分析。

　　被道德綁架的皇帝

　　現(xiàn)實中的皇帝并不像電視劇中那樣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拿萬歷皇帝來說，從加冕的那一刻起，就有一大堆的圣賢道德規(guī)范落在了他的頭上，這些道德規(guī)范把皇帝神化、制度化、典范化，一句話，他必須是神而不能是人。他想在宮中掛幾個燈籠慶元宵節(jié)，張居正勸諫皇帝要體恤民力，燈籠掛不了；他要賞賜財物給宮女，大臣勸諫明君不可濫賞，賞賜賞不了；他要立小兒子為太子，一大群官員和他辯論不可廢長立幼，最后放棄等一系列的挫折使皇帝厭倦了與手拿道德大棒的官員之間的爭斗，挫折感無處發(fā)泄，最后選擇了長期罷工。

　　揮舞道德大棒的文官

　　明代文官"士"的精神達到前所未有的畸形，數(shù)量龐大的文官前赴后繼，以因"直諫"被皇帝打板子、砍腦袋為榮，占據(jù)"忠直"的道德制高點，猶如政治押寶，以期有一天翻本帶利獲得升遷。這種直諫的風氣在萬歷年間尤甚，鄒元標和雒于仁就是其中的代表，鄒元標靠上書彈劾張居正而遭流放在張死后重獲升遷。幾次三番的與文官斗爭后，萬歷皇帝看明白了這一點，不再把諍諫者當做盡忠，而知道他們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謂"訕君賣直".萬歷朝是皇帝與文官集團互不相讓、彼此抗衡的一個時期。這種局面的結(jié)果是明代政治陷入極為低效的狀態(tài)。

　　能臣不是神

　　首輔張居正認識到這樣一點：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shè)立文官，但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文官。在萬歷的信任下，張居正選擇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但能臣終究解決不了制度根子上的腐朽，他的一條鞭法和考成法觸怒了文官集團的利益，加上自身也不清廉，屢次遭到群臣道德上的彈劾、在死后失去皇帝的信任，落得個清算的下場，所倡導的變革也被全部推翻。

　　孤立的道德模范

　　海瑞是史上少有的所謂"清官",他的一生體現(xiàn)了有教養(yǎng)的讀書人服務(wù)于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失去了法制的約束，一滴清水澄清不了一鍋混湯，他個人的道德之長，仍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shù)之短，所以，他的行為除了作為楷模供奉之外毫無用處，這也是他悲劇的原因。

　　被輕視的技術(shù)派

　　明朝是重文輕武的朝代，由文官所控制的政府和社會，對武將采取歧視的態(tài)度。武將除了在疆場上廝殺之外，在軍事上無法作為，更不要提在戰(zhàn)略制定上有任何的發(fā)言權(quán)，國家需要的只是一介武夫。明代甚至讓軍隊自己種地補充給養(yǎng)，還要上繳皇糧（有點像曾經(jīng)的軍隊三產(chǎn)），造成了軍餉不足、兵源奇缺、戰(zhàn)斗力低下。1555年，一群幾十人的日本海盜竟然在十幾萬明軍的包圍中從江浙到安徽等地大肆虜掠，殺死殺傷官兵百姓四千多人。戚繼光也許是個例外，他治軍嚴明、戰(zhàn)功赫赫，源于張居正對他的充分信任和授權(quán)，他才能在軍事上有所建樹。即便如此，體制內(nèi)留給他施展的空間仍然有限，他的軍事才能并沒有體現(xiàn)于整體的戰(zhàn)略規(guī)劃上，而是落實在了小的戰(zhàn)術(shù)空間內(nèi)。張居正死后，他同樣受到牽連，至死得不到起用。

　　封建末期的明朝，四書五經(jīng)的道德標準高高在上確立為上至君王、下至庶民行為的規(guī)范，道德取代了法律，遏制了法制的成長和發(fā)育，明后期幾乎沒有對洪武時期確立的法律做任何的完善和修改。即便有名君、能臣、道德楷模和技術(shù)專家，在以道德為精神支柱、忽視技術(shù)、法制缺失的體制內(nèi)都無法得到有效的發(fā)揮，社會前進的動力被一點點的吞噬，直至消耗殆盡。

　　黃仁宇先生在本書的最后寫道："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chuàng)造性，則其社會發(fā)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救技術(shù)之不及".消耗掉了最后回光返照的能量，1587年，在中國的東北，一個28歲的滿洲青年努爾哈赤興兵平定關(guān)東，開始了他統(tǒng)一中國的征程，第二年，西班牙艦隊開始出征……而此時，中國的明王朝正獨自走向沒落。

　　姜汝祥博士曾在《經(jīng)濟觀察報》中的文章中寫到："作為管理者，我們需要懂得的是，我們的員工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如果我們不在制度上下功夫，而企圖改造人性，能打造出多少圣人？誰又是圣人？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改造的是人性！"

　　空洞的、高高在上的道德標桿只能作為精神的圖騰，可衡量的、實實在在的制度才是促使我們明確目標、不斷前進的跑道。這就是我讀《萬歷十五年》最深刻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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