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學術界政治文化視角下的鄉(xiāng)村直接選舉研究術評

近年來學術界政治文化視角下的鄉(xiāng)村直接選舉研究術評
高 千1，張英魁2
（1．曲阜師范大學政治與社會發(fā)展學院，山東 日照276826；2．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北京 100088）
摘要：近年來政治文化成為分析鄉(xiāng)村直接選舉的重要視閾，許多學者立足于中國鄉(xiāng)村直接選舉的豐富實踐，對村民選舉的行動策略進行了政治文化的深入解析，以探求選舉行為背后的內在導向因素。目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對農村直接選舉中政治文化基礎的研究、宗族文化與選舉行為關系探討、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導向作用審視、不同政治心理之間沖突對選舉效果的影響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豐碩，為鄉(xiāng)村民主研究奠定了較為堅實的理論基礎。但以更為系統(tǒng)的理論視角來審視之，研究仍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比如調研區(qū)域有限、范圍較小，所獲結論缺乏深度解釋力等問題。
關鍵詞：農村直選；政治文化；宗族文化
中圖分類號：D62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 - 723X(2010)04 - 0023 - 07
農村直選，是村民自治、農村民主政治建設的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也是村民自治得以實現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它調動了廣大農民參與農村民主政治的熱情，有力地推動了農村政治文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fā)展。但是，在目前的農村選舉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參與冷漠、“拉票”、賄選等現象。這一問題嚴重地影響了選舉的公正性，直接危害村民自治的健康發(fā)展。當然，對鄉(xiāng)村民主建設進程中存在問題的關注并非對成就的忽視。從目前研究狀況來看，學術界在充分認識鄉(xiāng)村民主建設成就與價值的基礎上，對所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較為廣泛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諸多研究成果，如在對村民選舉參與的解釋上，主要有四種理論傳統(tǒng)：“利益主體說”…、“理性選擇說”、“公民權利說”、“經濟結構說”。但從調查中發(fā)現，運用這四種理論仍不能對一些問題做出明確的解釋。需要從文化的視角才能給予合理的解釋。因此，立足于農村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來探討和反思影響農民選舉行為背后的文化因素，對于社會轉型期的農村政治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這也正是學術界形成對此問題研究熱潮的根本原因。目前學術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領域：對農村直接選舉中政治文化基礎的研究、宗族文化與選舉行為關系探討、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導向作用審視、不同文化之間沖突對選舉行為的挖掘、政治文化重構的對策分析等五個方面。筆者試圖做一系統(tǒng)的歸納和概括，并指明未來研究的重點所在，以供學術同仁參考。
一、對農村直接選舉中政治文化基礎的研究
對這一領域的研究，學術界研究成果較多，普遍認識到了政治文化對農村政治民主和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具有其獨特的作用。正如阿爾蒙德指出：“一個穩(wěn)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結構和政治結構：它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對政治過程的取向——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夠支持民主系統(tǒng)，否則，這種系統(tǒng)獲得成功的機會將是渺茫的�！彪m然諸多學者的論述角度有所不同，主要是由于人們對于政治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導致的，實則是一個問題的不同側面而已。
1．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角度，強調宗族文化復興對鄉(xiāng)村選舉的影響
龔志偉認為其影響主要表現為間接影響村民投票的價值取向、直接影響村民自治的選舉過程和后續(xù)性影響選舉產生的村干部的公共管理行為。社會轉型期農村文化的貧乏是宗族文化復興的一個重要原因。只有建設先進文化、深化體制改革，從觀念上根本地改變宗族文化對農民政治行為的深厚影響，建設好一個鄉(xiāng)風文明民主自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2.從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角度，論述了家族文化對農村選舉的沖擊
胡河寧、劉濤指出家族化最直接的沖擊就是可能使民主選舉演變?yōu)榧易宀┺闹敝帘┝ξ涠�，民主選舉制度反而成了維護家族政治的“合法”外衣。使國家公權力淪為家族私有化甚至個人世襲化權力，法定的是非評判標準也成“一家之言”，依法行政無從談起。尤為嚴重的是，有著深厚社會人文基礎的家族化如果任其發(fā)展，就可能形成一股社會性力量，滲入正式權力并與之相抗衡，嚴重者將導致社會秩序的不穩(wěn)定。朱康對也認為，作為農村非正式的社會群體，過強的宗族觀念往往容易導致團體認同感的過分強化，一旦宗族中個人之間發(fā)生沖突，往往激化宗族間的矛盾。因此，隨著鄉(xiāng)村現代化的進展和鄉(xiāng)村文化的轉型，人們的宗族觀念會逐漸淡化，同時要切實實行公正、公平、公開的民主選舉制度，把各宗族的斗爭引導到和平、公開、可控的秩序之中，鄉(xiāng)村宗族間的惡性群體沖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3．從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角度，論證了新型政治文化對農村選舉運作的重要性
張海燕、周游認為雖然我國農村基層民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現了諸如賄選、宗族勢力干預選舉、鄉(xiāng)鎮(zhèn)領導運作選舉等失范現象，追根溯源是由于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中缺乏民主觀念從而缺乏對民主政治的有力支撐，使得民主體制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極大程度的缺失。因此，我們必須對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文化障礙進行認真分析并實現其現代性轉換，以期建立與現代民主制度相適應的政治文化，實現我國農村基層民主的良性發(fā)展。方盛舉對此也表示贊同，認為參與型政治文化對于民主政治的建立、鞏固和發(fā)展具有先導性、支撐性、保障性等功能，如果參與型政治文化匱乏，即使各種民主制度得以建立，也會因缺少足夠的政治文化資源支撐而流于形式，畸形發(fā)展。
4．從鄉(xiāng)村治理的角度，論述了農村政治文化對實現村民政治心理的轉變具有的獨特價值
肖唐鏢認為，選舉中不論是干部還是普通選民，作弊現象隨處可見，不少選民與村干部缺乏寬容、妥協(xié)精神和對游戲規(guī)則的尊重等政治心理品質；“贏得起，輸不得”的觀念，不能坦然面對落選、不尊重法理型權威的意識，對自己不支持的人就不服從，對落選者缺乏鼓勵、寬容的精神，這些都對選舉過程與結果造成了不良影響。只有從文化層面才能為現階段農村政治穩(wěn)定與發(fā)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心理條件。對此，諾斯也指出：“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我們的信仰體系，這一切都是根本的制約因素�！�
通過以上諸位學者的分析，筆者認為，在分析農村政治文化對于農村直選影響中，需要注意以下兩點傾向：一是過分地夸大其影響。例如，有人認為農村政治文化是影響農村選舉的決定性因素，而沒有充分認識到農村經濟基礎建設對民主建設所具有的基礎性作用。二是過分地狹隘理解其價值。例如把農村政治文化僅僅視為可有可無的東西。
二、對農村直接選舉中宗族文化與選舉行為關系的探討
這一領域吸引著眾多學者的目光，從目前來看，也是對農民選舉行為研究中相對集中、較為系統(tǒng)的領域。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中，學者們大都采取了實地調研與理論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取得了諸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從研究成果來看普遍認為宗族文化對村民選舉行為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分歧主要在于其影響的程度上。有學者認為宗族文化對選舉影響的程度較小，甚至微不足道。如肖唐鏢、唐曉騰等學者持這一觀點；而大多數學者均指出了宗族文化對選舉行為的影響度較高，“因為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可能轉化為一種社會性力量，特別是家族文化有著深厚的社會人文基礎，植根于人們的心理深層結構之中，并支配人們的政治社會行為�！惫P者認為，之所以出現上述分歧可能受學者們所調查區(qū)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是本地區(qū)經濟、政治、文化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結果。通過分析這些研究成果，影響村民選舉行為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
1．經濟發(fā)展水平對選民行為影響的研究
學術界普遍認為經濟發(fā)展水平對宗族派系在鄉(xiāng)村選舉中存在一定的影響，是影響選舉的重要一維。例如，何包鋼認為，在經濟發(fā)展水平高的鄉(xiāng)村，由于經濟類型多樣化，經濟利益多樣化，宗氏家族的影響力減少了。生活水平高的人也更珍惜自己選票的價值。郎友興對此也表示贊同，認為經濟發(fā)展水平高的地方，宗族在人們選擇村主任時的影響力就小得多，選民一般就不會以家族、眼前利益為其投票取向。他又進一步指出，經濟上比較成功、素質高、思想觀念開放、見識廣的村民能夠超越家族、局部、個體的利益，從整體的角度來考慮村主任的人選，在選擇標準上會更趨向于理性。
2．宗族政治認同對選民行為影響的分析
從這一角度來研究選舉行為的學者普遍認為對宗族家族具有認同感的村民具有穩(wěn)定的情感傾向和心理歸屬，其投票行為也較積極主動，反之則表現為參與冷漠。于建嶸、徐勇并沒有直接分析政治認同對選舉行為的影響，而是從側面分析了政治認同對鄉(xiāng)村政治的影響。筆者認為，這一影響也必然會對村民選舉行為產生某種程度上的影響。于建嶸認為社區(qū)里那些因財富、德性或技能而獲得紳權者，并不是通過什么政治規(guī)則“選舉”出來的，而是在血緣和地緣的基礎上，產生于輿論之中，是當地居民較為一致的內心認同。即他們是因“聲望—而成為地方權威的。正如農村問題研究專家徐勇在《非均衡的中國政治》中指出的，“聲望”是由于人的特殊地位和才能而獲得他人尊敬和服從的一種影響力。與建立在物質財富基礎上的經濟權力和強迫性的政治權力不同，聲望以他人自覺尊敬和服從為條件，是由于被尊敬者的特殊地位和才能形成的，并能對社會產生較特殊的影響力�！毙煊乱苍凇多l(xiāng)村治理與中國政治》中對這一觀點也有所涉及，他認為基于地緣、業(yè)緣形成的圈子也是影響鄉(xiāng)村政治的重要因素。由于圈子能使人獲得圈子以外無法獲得的東西，因此圈子內的人有一種自我認同感。由此形成圈子的內聚力。許多事情只有圈子內的人才能知道，許多好處也只有圈子內的人才能享受。人們的行為往往受各種有形無形的圈子所影響。這里的“聲望”、“圈子”可以理解為對其人或身份的一種認同，這種認同無形之中影響了村民投票取向。而林少敏、吉青則從村民政治參與冷漠的角度進行了分析，認為政治參與的冷漠是農民認同感的缺失造成的。她們指出，走出村莊的人日益增多，村莊的自然邊界和社會邊界均被打破，村莊的共同生活遭到破壞，村民的共同體意識日漸淡薄。失去了對村莊的認同感。村民日益“原子化”和“邊緣化”，導致了村民與村莊的利益關聯(lián)度日益淡薄，利益關聯(lián)度的淡薄又進一步降低了村民對村莊的關注和認同，從而使村民不關心村莊的未來，自然缺乏參與的動力。
3．宗族和其它因素共同對選舉行為影響的探析
有學者認為在當前農村，除宗族文化影響之外，姻親關系、鄉(xiāng)村習慣也是決定村民投票心理的重要因素，這也是決定選舉成敗的關鍵。孟慶堯在調查后發(fā)現，同族選舉競爭直接導致了同族內部、甚至同族內部各支勢力的分化和瓦解。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證選舉的勝利不得不拉攏票源，姻親的作用顯現了出來。在村民委員會選舉中姻親關系以決定性的優(yōu)勢壓倒宗族關系，在其調查地區(qū)雖然還不是很普遍，但姻親關系的重要卻的確已經為人們所深刻認識。林少敏認為，隨著村民投票行為的理性化，導致了在選舉中實際起作用的已不再僅僅局限于以前同宗同族的大家庭，而是擴大家庭的成員再加上其親戚。一般來說，只要有本家族的人或與自己有姻緣關系和擬似血緣關系的人參加競選，村民都會積極地去參與并把票投給本家族的人。這其中，既有維護和實現家族、本人的利益的考慮，也有為本家族爭面子的心理。對此，朱秋霞把這一現象進行了理論概括，提出了“網絡家族”的概念，認為網絡家族是當前農村的一種嶄新卻普遍的現象，體現在村委會選舉中，便是宗族與姻親共同起作用。
另外，尹利民、馮耀明對“鄉(xiāng)村習慣”進行了系統(tǒng)分析。尹利民認為，宗族作為一種直接的意識和潛在的力量，借助一種“鄉(xiāng)村習慣”來支配著村民的投票行為，進而影響村委會選舉的結果。他又進一步分析了影響“鄉(xiāng)村習慣”的背后因素是選民的投票取向。鄉(xiāng)村習慣是村民的一種傳統(tǒng)習俗，但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村民思維方式的一種慣性，而這種思維慣性無不與層出不窮的宗族活動有關。馮耀明對此也持相同觀點。他認為從農民主觀意愿來看，選舉時不僅要考慮選能人，還要考慮選“本家人”。在宗族勢力雄厚的地區(qū)，“本家人”更成為農民的首選，更多的村民也下意識地認為自己應該投本家族人的票。由此可見，姻親、鄉(xiāng)村習慣也是影響村民選舉行為的重要因素。
三、對農村直接選舉中傳統(tǒng)政治文化導向作用的審視
對農村直接選舉中傳統(tǒng)政治文化導向作用的審視，無疑是學術界關注最多，取得成果最為豐碩的部分之一。此類研究對于傳統(tǒng)文化對如何影響選舉行為的也進行了多角度、多視閾的闡釋。一般而言，關注這方面的學者之學術旨趣在于對實現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轉型的關照，以建立與當代農村政治發(fā)展相適應的政治文化。學者目光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小農意識影響選民行為的研究
學術界普遍認為小農意識束縛了農民的行為，是造成農民政治參與冷漠的根源所在。如鄭明懷認為，部分農民在小農意識支配下，往往將自身利益視為一切利益的中心，貪圖蠅頭小利，只看到眼前利益，容易被一些小恩小惠所蒙蔽，輕率地作出決定把票投給賄選者。盡管是兩廂情愿，村民得到了一定的利益，賄選者得到了選票，各得其所，似乎是實現了雙贏，但是村民最終出賣的將是自己的直接利益。王麗華認為，農民頭腦中長期存在的小農意識，也是影響村委會選舉民主性的因素。農民小農意識根深蒂固。他們參與民主選舉村干部，首要條件是未來的村干部是不是靠得住，能不能保護自己的利益。小農的依賴性使他們明哲保身，最怕得罪人，尤其怕得罪干部。王守智認為中國幾千年來形成的“權威崇拜”、“與世無爭”等復雜的以小農意識為主體的政治意識和政治思想深深地積淀在農民的內心深處，影響著當代農民的心理、行為。因循守舊、安于現狀、被動接受命運、不思進取的心理習慣嚴重束縛著廣大農民的行為選擇。李瑞存也對此持同一觀點。
2．對村民“官本位”心理影響選民行為的分析
鄉(xiāng)村社會根深蒂固的“官本位”、“面子觀”心理也是影響村民自治的一個重要因素，不同程度地影響著村民的選舉行為。于建嶸在岳村調查后發(fā)現，主導村民投票行為的不是直接的經濟利益，而是有關社區(qū)的公共秩序的需要和個人的面子、聲望。村民們參與選舉并不希望從集體中獲得什么，而是希望能因此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全和公平的生存環(huán)境。那些愿意作為村委會干部的參選者，看重的主要不是這個職位能給自己帶來多少經濟利益，主要的是有關本人在鄉(xiāng)村社會的地位和面子。由此提高了參選者的積極性。閻云翔在1996年出版的《禮物的流動》一書中指出，在鄉(xiāng)村社會的流動中，“面子”的概念作為一種道德約束，扮演著一個決定性的角色。對社會臉面的追求促使家族和網絡家族中的成員都積極地參與選舉活動。杜贊齊對此也有相關論述，在經營他的“權力文化網絡”時，認為
(范文先生網 www.htc668.com)文化網絡中出任鄉(xiāng)村領袖的主要動機“是出于提高社會地位、威望、榮耀并向大眾負責的考慮，而不是為了追求物質利益。”趙國寶認為中國農民自古以來就有一種“官本位”的情結，就有一種對政治權力非常態(tài)的崇拜心理。中國農民這種心理加上自身文化水平較低和統(tǒng)治階級有意的忠孝觀念的灌輸，使中國農民失卻了自身的主體性，很容易形成一種人格依附。
3．對村民功利性影響選民行為的剖析
農民狹隘的功利主義取向對選舉行為的影響，學術界從經濟視角進行探討的較多，而從文化視角分析的較少。周曉虹在《傳統(tǒng)與變遷》一書中認為，農民需要的層次低，目光短淺，重視眼前的實際利益。造成農民的這種社會心理的原因是多重的，但主要的根源是農民的謀生方式簡單單一，在自然和社會力量面前普遍感到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具有十分強烈的乏力感，他們對未來不敢也不可能抱有太多的奢望，所以極其看重眼前的利益。大部分學者主要是從經濟的視角進行的分析，指出了功利性思想對選舉行為的制約性。如于建嶸通過調查認為，無論是投票者還是競選者，最為直接的效用目標是經濟利益。因此，通過選舉行為，以一種“合理”、“合法”的方式，為自己家庭利益尋求代表者，是村民們參與選舉最為根本性的功利目的。這就是農戶成為了鄉(xiāng)村政治行動者最為直接的原因。張繼蘭認為部分村民是否參加選舉，首先要看選舉是否能給他們帶來實際利益而定，有好處就參與，沒好處就棄權，有利可圖才參加選舉。其次根據利益多少決定選誰。一般來說，誰出的價格高手中的選票就給誰�？傊�，在當前大陸的農村，“利益無疑是其最終訴求和終極定位�！鞭r民的功利主義取向嚴重歪曲了選舉的實質，破壞了民主的原義，背離了民主的要旨，與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不相容的。
4．對村民“無為心理”影響選民行為的探析
學術界對這一心理研究的較少，更沒有對之進行系統(tǒng)研究的，只是在其著作中有所涉及。像陳吉元、胡必亮在所著的《當代中國的村莊經濟與村落文化》一書中認為農民將自己的需要僅僅局限在維持自身生存的物質需要上，維持在最低生存線的位置上，至于社會上的追求、精神上的追求皆不存在。傳統(tǒng)社會為典型的等級社會，農民的身份最卑下，最被人看不起。而要想改變這一切，難上加難。于是，他們用宿命論來解釋這一切，認為人的財富、貴賤是命中注定的，即所謂“人不能與命抗爭�！崩顕�珍則通過調查實踐發(fā)現，村民在投票時有“自己不想當，選誰都可以”心理的占有很大比例，這種“無為”的集體無意識嚴重影響著村民的行為，制約著村民投票積極性的發(fā)揮。這種心理對村民參與村委會選舉行為的影響表現在中國人特有的“獨善其身”、“個人只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中庸”等的文化情結。通過以上分析，陳吉元、胡必亮的理論分析與李國珍的調查發(fā)現是不謀而合的，其調查結果直接驗證了理論分析的合理性，說明這一心理嚴重制約了廣大農民的政治參與。
5．對臣民心態(tài)影響選民行為的研究
學術界普遍認為農村由于地域的封閉性、現代經濟文化的落后性、生存方式的傳統(tǒng)性制約了農民積極性和主動性的發(fā)揮，缺乏主人翁意識，存在著依附、臣屬心態(tài)，從而形成了對選舉權的冷漠。王嘉棟認為長期的臣民思想使村民保持一種被動的心態(tài)，長期的倫理道德塑造出的農民政治主體意識的缺失，在政治生活領域表現為習慣于依附權威和缺乏行使民主權利的主動性。肖唐鏢、唐曉騰等也認為，大部分村的村民選舉中雖然從自身利益出發(fā)具有參與的愿望，但是由于“臣民心態(tài)”存在，他們的生存狀況和過去一場場形式主義的動員式政治活動的記憶，又使他們有強烈的政治無力感和不信任感。因此他們有著“積極地參與意識與不甚積極的參與活動”。王麗華和李增元是從臣民型政治行為的角度進行分析的。王麗華認為農民存在的“臣民心態(tài)”導致了選舉過程中采取消極逃避和隨大流的態(tài)度，大多數人已經習慣了被領導、被控制的狀態(tài)，他們對自己的政治權利不明白，對政治態(tài)度很淡漠，面對選舉操作中的作弊現象，選擇的是沉默或僅是私下發(fā)牢騷。李增元對此也表示贊同，認為“大部分中國人民缺乏一種民主的意識和追求民主的責任，特別是在農村地區(qū)，由于長期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專制，使人民的思想趨向保守和中庸。公民對政治心存疑慮或不參與，就形成了政治冷漠�！蓖ㄟ^上述內容，我們看到，諸位學者的研究雖然選取的角度不同，對傳統(tǒng)政治文化研究的內容也不一樣，但他們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均說明了傳統(tǒng)政治文化對選舉行為影響和束縛的一面。同時他們的研究也極大地推進了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轉型，以促進農村經濟發(fā)展和社會進步，實現農村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諧發(fā)展。
四、農村直接選舉中不同文化之間沖突對選舉行為影響的挖掘
對這一領域的研究，學術界主要從農民價值選擇沖突這一視角出發(fā)，實地調查、理論研究兼而有之。普遍認為在社會轉型期的環(huán)境中，農民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文化受到沖擊，與現代文化、現代觀念等并存，出現了農民在選舉時的心理是復雜的，甚至是矛盾的，從而導致了選舉結果是難以預料的。
陳吉元、胡必亮在《當代中國的村莊經濟與村落文化》中從理論層次上分析了兩種文化沖突時對人們內在心理的反應，并對其反應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在村莊二元文化結構中的制度、行為、觀念各個層面上存在著兩套不同的文化原理。在正式的組織制度中所依存的文化原理是“理”，而在非正式的組織制度及人際關系中所依存的則是“禮”。在正式的關系中人們依靠和認同的是正式的明文規(guī)范，而在非正式的私人關系中人們講的是人情與面子。在人們的實際行為中，這兩種關系與結構是每個人都具有的，因此它們之間也相互的影響與作用，都對行為產生作用與影響，要想將兩種關系與結構截然分開，是不可能的。只是在不同的場合某種關系多一些和占主導的地位罷了。駱正林從傳播學的角度說明了農民政治參與熱情的減退。他認為村民選舉是在傳統(tǒng)文化基礎上，打破“世襲”或“任命”的用人方式，移植現代政治文化，為鄉(xiāng)村選擇管理者的過程。屬于“外輸”型而非“內生”型，是在國家權力主導下積極推廣的。這種權力嫁接式的民主與鄉(xiāng)土社會還有一個磨合期，因此，村民選舉在鄉(xiāng)村政治文化領域還造成了很多的碰撞和不適，產生出一些負面效果，直接影響鄉(xiāng)村社會的發(fā)展。周曉虹則直接從新舊兩種文化觀念沖突對村民選舉行為影響的角度進行了分析。他指出，雖然農民在商品經濟觀念、社會流動意識、競爭和風險精神等方面體現出了更多的現代性，但面對新時代對舊傳統(tǒng)的全方位挑戰(zhàn)時，他們的心靈深處也體驗到了更多的茫然、失范、無序和失衡。賀雪峰在其專著《鄉(xiāng)村治理的社會基礎》中也彰顯了這一觀點。認為村民在選舉時，理應選舉那些最可以為自己帶來利益的人當村干部，這個被選舉的人應該是一個公道的、對全村人一樣公平的持普遍主義態(tài)度的人。但事實上，村民即便是在秘密投票時，也往往是感情戰(zhàn)勝理性，關系戰(zhàn)勝公正，他們可能首選與自己關系親近但人品或能力并不見得突出的人當村干部時，或者他們可能受到對自己具有影響力的非體制精英意見的影響，而選非體制精英推薦的人物。而有的學者認為傳統(tǒng)文化雖然受到現代文化的沖擊，但封建傳統(tǒng)文化影響根深蒂固，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消除，仍然是影響村民選舉行為的主要因素。美國社會學家希爾斯在《論傳統(tǒng)》一書中表達了這一觀點，認為“即使現代知識體系及其價值觀念已經從根本上顛覆了民間信仰的精神根基以及它的既定性與方便性，但僅僅是對傳統(tǒng)形成的依戀這一人類行為的天然傾向，使可以使傳統(tǒng)作為信仰的對象繼續(xù)存在，或者是在新形成的行為模式中保留自己的痕跡�！背掏�順認為在農村文化環(huán)境中，農民的文化素質還比較低，代表社會主流的文化意識進入、生長困難，在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tài)上還具有明顯的傳統(tǒng)性。吳毅對此也持同一觀點。他認為相當多的農民實際上已經接受了現代性的知識體系，并且相信他所體現出來的意識形態(tài)至上性與權威性，但他們卻仍然可能去順應傳統(tǒng)，而非反叛傳統(tǒng)。
五、對農村直接選舉中政治文化重構的路徑分析
任何社會和政治的發(fā)展，都需要一種先進的政治文化的支撐，即二者在客觀上必須是同步的。因為，這種政治文化將會以自身所展現的新價值、新理想和新觀念，對社會和政治發(fā)展起引導和促進作用。否則，由于文化的隔閡而引起的矛盾會威脅人們的共同生存。因此，在現階段，重構與農村直接選舉相適應的新型政治文化就成為必然的選擇。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也取得了諸多成果，眾多學者認為應該從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1．加強村民教育，提高村民綜合素質
林少敏認為在既定條件下進行村委會選舉，宗族意識的影響是在所難免的。村委會選舉要盡力消除宗族在農村政治現代化過程中的消極影響，進一步趨向于規(guī)范、公正。首先，積極發(fā)展經濟合作組織，提高社會化服務水平，幫助農民家庭解決生活、生產中的實際困難。促進村民廣泛參與村委會選舉最根本的因素是加強精神文明建設，豐富農村文化生活，用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形式代替?zhèn)鹘y(tǒng)落后的家族文化。通過對村民加強社會主義文化的教育，可以提高村民的民主參與意識，從而使得村民的視野更加開闊，不再囿于家族內部。胡河寧認為教育的功能不僅在于提高村民的參政議政意識和能力，也有助于選舉中社會縱向階層結構的多元化。
2．充分發(fā)揮社會組織在農村選舉中的制衡作用
胡河寧認為家族化問題的解決關鍵就在于要以社會基礎的多元化來改變村選中單一的家族化問題，也就是要在社會中培育出更多自由、自治的團體組織，使分屬于不同團體而又傾向各異的人們在選舉中互相制衡，形成“橫切分割”的局面。高玫指出了對那些家族宗派勢力嚴重、問題較多的村，要清除家族宗派勢力影響。可以通過派干部駐村幫助整頓。更甚者可通過強化正式組織的公共權威性組織，有效抑制家族力量對村民自治過程的滲透。
3．推進農村民主化進程，規(guī)范選舉操作規(guī)程
詹成付、孫大林認為民主選舉是化解農村宗族勢力的有效途徑。要正確認識和估計農村宗族、家族勢力對村委會選舉的影響，必須推進包括村委會選舉在內的農村(范文先生網 www.htc668.com)規(guī)范的民主化進程，這是改造傳統(tǒng)社會基礎，化解宗族、家族勢力的有效途徑。另外，在選舉制度和選舉操作程序上，要盡可能為防止宗族、家族以及賄選對選舉的干擾提供保證。
4．發(fā)揮鄉(xiāng)村精英對鄉(xiāng)村社會的積極作用
林少敏認為鄉(xiāng)村精英憑借自己的聲望，在經濟上和動員村民參與投票等方面都有帶動作用。他們對于完善村委會選舉制度具有特殊的意義，對于他們通過合法的渠道和公平競爭而進入鄉(xiāng)村政治權力格局應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值得提倡的。
縱觀農村直接選舉研究現狀，學術界從政治文化的視角對農村直選進行了多角度、多層面的分析和研究，取得了許多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從這些研究成果來看，論者以為，研究仍存在三個方面的不足：其一，在研究方式、方法上，諸多學者對農民選舉行為的研究都是從經濟、政治角度進行分析的，從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的較少，深入、細致、系統(tǒng)的研究尚顯不足；其二，從研究的地域來看，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國東南沿海和中部一帶，對之進行的研究，僅是抽取調查一個或幾個村莊所得到的數據，調研區(qū)域有限、范圍較小。但筆者認為，中國地域遼闊，政治、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水平有很大的不同，所得到的結論究竟是否具有普適性還是值得商榷的。其三，理論研究的出發(fā)點和歸宿都是實踐，但學者對此所提的對策和建議雖不少，但多是抽象的思路和原則，可操作性不強，研究成果可直接用于實際工作的不多。這就要求我們在未來的研究中應著眼于如何實現農村政治文化的順利轉型，以使農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并最終構建起富有中國特色的農村新型的政治發(fā)展道路。當然要求我們必須對之進行更為深入、系統(tǒng)與更具現實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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