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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代性風險反思呼喚公民社會建設
現(xiàn)代性風險反思呼喚公民社會建設郭巍青，中山大學政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按照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的觀點，“現(xiàn)代性是一種雙重現(xiàn)象”。一方面它是機會，無數(shù)人從現(xiàn)代化進程中創(chuàng)造和積聚了財富，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生活便利和生活享受．但是另一方面．現(xiàn)代性意味著風險，在現(xiàn)代性的晚期即全球化時代尤其如此。一個近在眼前而又觸目驚心的例子是，太多的人在太多的地方從事太多類型的金融活動和投資，其復雜性無從協(xié)調，結果引發(fā)全球金融危機；家庭財政、公司財政乃至國家財政，可以在一夜之間崩潰。
中國在改革開放30多年中，抓住機遇，大干快上，充分利用了現(xiàn)代性的機會面。但是現(xiàn)在我們可能走到一個拐點上，越來越多地看到了現(xiàn)代性的風險面。風險意味著安全保障的喪失，意味著危險的頻率、烈度與后果無從預計，尤其意味著各種人為因素的陰差陽錯的聚合，瞬間可能釀成災難。近年來我們已經(jīng)看到了無數(shù)的事例，涉及食品安全、藥品安全、交通安全、高層住宅防火安全、垃圾處理安全、燃油以及有害物體的生產、儲存、運輸安全等，不勝枚舉。所有這些，似乎都越來越印證了吉登斯的觀點，即風險是晚期現(xiàn)代性的一個重要特征。除了吉登斯之外，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へ惪说热�，干脆就把當代社會定義為“風險社會”。以風險論述作為支點，他們還共同地對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作用以及公民社會的作用重新進行反思。我們要更好地認識中國自身的發(fā)展，顯然有必要了解這些反思，更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反思。
風險景象
在高度現(xiàn)代化與全球化的條件下，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所面對的風險與在傳統(tǒng)社會條件下所面對的風險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根據(jù)吉登斯的觀點，可以從以下七個方面來描繪新的風險景象。
1．風險強度。一旦發(fā)生核災難或者環(huán)境災難之類，其破壞性將是空前的。諷刺在于，正是由于科學技術和工業(yè)化的高度發(fā)展，以及其相互作用鏈條覆蓋全球，使得風險強度無限升高。
2．風險概率。這指的是突發(fā)事件不斷增長，其深層原因依然是全球擴展的相互依賴關系。例如，在遙遠的地方，經(jīng)過復雜的勞動分工鏈條而生產銷售的奶制品，其安全性出問題的幾率明顯增大。
3．“人為環(huán)境”的風險。我們今天面對的風險不再是“純自然環(huán)境”帶來的風險，而是人類知識和技術廣泛滲入和改變自然環(huán)境的后果。例如，各種污染。
4．制度環(huán)境的風險。許多制度越來越廣泛地影響了千百萬人的生活機會。例如，投資市場。
5．風險意識本身作為風險。吉登斯的意思是說，傳統(tǒng)社會中，宗教和巫術扮演了風險承擔者的角色，并承諾幫助具體的個人轉移或者擺脫最終的風險。而在高度現(xiàn)代化的當代，由于“上帝死了”，個體便要獨立面對風險，他在個體意識中知道，不再有一種制度性的力量幫助他轉移風險。
6．風險意識均勻分布。這指的是，由于教育和大眾傳播，公眾日益了解并且知曉共同面對的風險。例如，我們在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中已經(jīng)清楚地看到，幾乎所有人都知道工業(yè)化帶來的污染，因此知道自己的身體健康正在面對來自空氣、土壤、水等的威脅。
7．意識到專業(yè)局限性。意思是說，知識生產領域的分工越來越細化，專家越來越知道自己知識的局限性，也越來越謹慎地恪守專業(yè)界限。其結果是沒有全知全能的專家，也就是沒有最終的“安全保障者”。而非專業(yè)的社會公眾也越來越清楚地知道這一點。
以上七項又可以分為兩個大類，前面四項是結構類，后面三項是意識類。前者揭示了風險的客觀分配機制；后者則說明了對于風險的主觀認知狀態(tài)。風險的存在是有客觀條件的，但另一方面，知道風險和不知道風險，人的行為選擇會完全不一樣。所以，風險預期、風險經(jīng)驗、風險認知等本身，是風險的一個組成部分。
國家能力的局限
對于風險景象的這些描述，它有多方面的意義，其中有兩點特別重要。一個是“風險分配”，一個是“知識鴻溝”。
風險分配的概念告訴我們，社會分配過程絕不僅僅是在分配利益，它同時也在分配風險。從我們自己親身經(jīng)歷的現(xiàn)代化進程和都市化進程來看，在資源和利益向城市集中的同時，污染的風險、疾病的風險更多地分配給了農村和農民。當農民工從工廠工作中分配到一份工資時，長途跋涉、家庭分離、工傷意外等風險也同時分配給他。
風險分配概念幫助我們突破單純經(jīng)濟學的視野，在利益分配之外，增加一個看問題的維度。風險分配與利益分配并不是完全一致和對等的。在有些條件下，盡管利益分配不平等，風險分配卻可能是平等的。例如在一個城市中生活，富人和窮人都呼吸同樣受污染的空氣。如果發(fā)生嚴重的核泄漏，在特定范圍內誰也逃不掉，這叫“污染不問貧富”，“切爾諾貝利無處不在”。但是另一方面，富人有條件獲得好的醫(yī)療待遇，而窮人會因窮致病、因病致窮。這時候，不僅風險分配是不平等的，它同時還加大、加深或者加固利益分配的不平等。
此外，“知識鴻溝”概念則揭示了知識對于風險的局限性。用另一位德國學者漢斯·約納斯的話來說，在復雜社會條件下，隨著技術的進步，人們越來越無法預測技術帶來的后果。所謂知識的鴻溝，就是“預測的知識”落后于“技術的知識”，“預知的力量”落后于“行動的力量”。要理解這一點，金融危機就是很好的例子。不過必須注意，按照知識鴻溝的解釋，金融危機的發(fā)生不僅僅是因為缺乏道德和缺乏監(jiān)管，而且是因為知識的局限。任何一種監(jiān)管都會導致系統(tǒng)復雜性增加，也就是不確定性增加，從而再次拉大知識鴻溝。
把這兩點結合起來，其涵義具有相當大的激進性和顛覆性。它使我們意識到，國家和政府不僅要對利益分配進行管理，還要對風險分配進行管理，否則談不上解決社會公平問題。然而，如果的確存在知識的鴻溝，那么，管理者的能力就極其令人擔憂。例如，盡管建立了龐大的監(jiān)管系統(tǒng)，頒布了無數(shù)法令，但是不少專家仍然或明或暗地表示，要完全控制食品生產的全部鏈條，控制有害物質的進入，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又例如，在去年的上海大火悲劇中，直接原因之一是使用了無證電焊工。然而要確保全部建筑工地上全部使用有證電焊工，需要改革的環(huán)節(jié)之多令人望而卻步。真正的悲劇在于，復雜的系統(tǒng)和復雜的相互作用，將致命風險一環(huán)接一環(huán)地分配到那座極其不幸的高樓住戶身上，人們無比悲痛，但是仍然不知道下一次悲劇會在哪里發(fā)生。
公民社會建設的意義
照此說來，風險成為宿命，有改變的希望嗎？在規(guī)范層面上，這是一個極其難解的問題。然而我們必須找到一個行動的方向，增大現(xiàn)代性的機會面，控制它的風險面。在行動方向問題上，幸運在于，即便最悲觀、最激進的學者，也有一個基本的共識，就是必須在國家管理系統(tǒng)、專家知識系統(tǒng)和公民社會三者之間，重新構建新型的良性互動關系。
風險論述必然指向公民社會建設，基本理由在于，每一個普通的個體，是風險的承受者。一個好的制度，因此要承認和尊重每個個體的風險感知和風險經(jīng)驗，要將其視為知識的來源和行動的資源，要充分開放決策系統(tǒng)，讓風險承受者能夠參與整個社會的風險控制決策。仍以上海大火為案例。普通居民之前對于風險跡象的感知，必須進入未來的風險控制的知識庫。千千萬萬普通人的情感共鳴，必須成為未來風險控制行動的力量源泉。遇難家庭的刻骨銘心的悲痛，必須成為全民的集體的風險記憶，讓警鐘長鳴。
換言之，需要有三種改變。第一是決策系統(tǒng)的改變。重大項目決策，制度改革決策，不僅要有“利益相關者”參與，而且要有“風險相關者”參與。決策一定要回答這樣的問題：誰向誰分配風險？誰為誰承擔風險？第二是知識系統(tǒng)的改變。如果人人都覺得是灰霾天氣，而測試指標卻說是“優(yōu)良天氣”，這種日常荒謬難道不應該改變嗎？專家知識系統(tǒng)要容納個人體驗和社會經(jīng)驗，使科學本身民主化。第三是社會系統(tǒng)的改變。就是說，要有充分發(fā)育的公民組織、公民表達和公民討論。僅僅靠物質利益無法建立幸福感。通過公民社會和公民行動，建設公平正義、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進而塑造積極進取、敢于擔當?shù)娘L險意識，是走出風險社會困境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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